对宋人宋事一向大有兴趣，早先是倾慕，后来，又有所思。

宋人最卓绝的，是品位与识见。

中国传统审美，有一点特殊，绝异于西洋，也绝异于时见。诗文书画乃至琴艺，或言志，或求韵，旨趣都在知性层之上。相当于知性层的审美即是才华与技巧，贬抑才气、技巧，就成了传统老观念。因此，知性层，而不是感性层，是汉文明传统审美起平线，停滞于此，就判成低。至于感性层的声色媚好、绮语、激情，更无论了。宋人深得其中三昧，他们的判断是古典审美标准器。

米芾号称“米癫”，其实艺术眼光敏锐，一点也不“癫”。他的《论书帖》，对张旭评价颇低：“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张旭实在没有可靠真迹传世，倒是西安碑林《断千文》更近真些。看《断千文》拓本，章法、结字、线条节奏不断变幻，见得出才华见得到激情，却少了一点远韵。一阴一阳之谓道，才华激情与境界是艺术中的阴与阳，独阳不长，孤阴可也不生。刻意低调，追求境界，必以牺牲才华与感情为代价，如李叔同。相反，放纵才华与感情，也会损害韵味，如张旭。尤其激情一味，最是个迷惑人的。今人受西洋影响，溺于言情。其实，人在情中，心性为外物所转、为外境所移，物于物也，算不得理想状态。谭鑫培《桑园寄子》，一段二黄唱的本是思兄悲情，却处理得纹丝不动，不带半点哭腔，顶尖角儿与寻常艺人的差距就在这一点点。书法同理，米芾不是外行。他又批评过颜真卿与柳公权。颜柳楷书虽然赫赫有名，可是起笔、收笔处提按明显，装饰味儿浓，稍嫌雕琢，尤其是柳书，技术的痕迹无乃太过乎？米芾一语中的：“颜柳挑踢，为天下丑怪恶札之祖。”（《书史》）控制过分溢出的感情，控制技术，是传统老观念、好观念，“越名教而任自然”如米芾，也懂，在他，可谓难得。只能说是时代的力量，毕竟是宋人。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列过一份黑名单，上榜者有颜延之、鲍照、徐陵、庾信、李商隐、黄庭坚。榜单上没有李贺——虽说与李商隐诗风略近，或是觉他不够格？原来上黑名单，也须有些资本。张戒主“诗言志”，对华藻、艳情、才华与技巧，统统斥之为“邪思”。尤其是后两者，不大瞧得上。特别拈出黄庭坚，让人对他的主张看得更清。他指斥黄诗“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那正是江西诗派“点铁成金”之术，思力安排旧典造就的慧光眩惑也。就美感的全面而言，张戒的观点似乎狭隘。就最高标准而言，自有道理。有一点需要指出，乍看，张戒的评判惊人，但同样的事物，仰视与俯视得出的结论不会相同。宋人眼界之高，从中可见一斑。

宋人品味琴艺，对炫技与煽情也很警觉。韩愈有一首《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据说欧阳修曾问苏轼，琴诗孰优，东坡答以韩诗，欧公冷冷说道：“此只是琵琶耳。”（《西清诗话》）醉翁之意岂在琵琶？在贬斥技巧与煽情罢了。琵琶是技巧性较强的乐器，“千日琵琶百日筝”，说的是筝琶之别，也不妨看成琴琶之别。何况琴音古淡，不比琵琶感情跌宕。朱长文修《琴史》，独载欧阳修，无颖师，也无韩愈，孰是孰非，评判已在其中。

甚至，宋代皇室也能超脱于感官的愉悦，乃至知性的眩惑。《山谷题跋》里说，哲宗时，郭熙的画不被宝重，在宫中竟然充作了抹布，恐怕不是偶然。郭熙石皴作卷云，多圆无方，蟹爪树法，屈曲圆转。画面上曲线太多，失之纤巧，一定是这些媚惑感官的成分刺人眼目，才这般受冷落。更何况，郭氏笔下线条精致，不够松弛，不够质涩，更近于“画”，而不是“写”，技术的痕迹依然不轻，识者不会看不出。而徽宗，品位与乃兄神似。据说，他认为“定器有芒，不堪用”（叶寘《坦斋笔衡》），嫌定窑的瓷器色泽亮白，锋芒耀目，弃置不用。天家青睐的是汝瓷，有较为含蓄的天青色，或是更为沉着高贵的粉青。仅此一点，让迷恋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的清廷何以堪。

宋人的这些表达真好，毋需动用更多字、更多词，甚至毋需表达，已经懂得。懂得，弥漫在空气中，那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氤氲，就像鱼相忘于江湖。

宋人卓识不源于身份，源于文化。深厚的文化教养让他们意识到感官甚至知性的魅力与心灵中的超越倾向相冲突；而韵味、德行之所以总是让他们魂梦以之，因为后者所根柢的超越禀赋，是人性中最高贵的品性。宋人识见，与其说是一种禀好，毋宁说是一种尊严。

宋人如果活在当下，或许会孤独。活在典册之中则不然，德不孤，必有邻。周勋初先生主持、葛渭君先生等编纂的《宋人轶事汇编》，提供了这种可能：宋人之言、宋人之行济济一堂。全书收入两千两百余人，征引书目七百多种，编纂工作持续十五年，成书五巨册，篇幅远远超过近人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宋代，在文化识见上最中国，温宋代之故，或可知当下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