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彰德府邸中，扮作钓翁拍照取乐，这张照片曾发表在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上。

耆英的肖像照被众多摄影史专家和档案专家认定为现存中国第一张照片。耆英是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位高权重的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卖国贼”。

■文汇报记者 徐维欣

日前，在纽约苏富比举办的摄影作品专场拍卖会上，21325063美元的成交总额打破了摄影作品专场成交额的纪录。作为艺术收藏的小品类，摄影艺术近年来在市场上的表现堪称不俗。而从国内摄影作品收藏市场看，清末民初的老照片无疑是主流类型之一。有学者表示，这些清末民初的旧影像作品给后世留下了直观、真实、鲜活的历史场景，对于历史研究而言，照片作为诞生于近代的新史料，直观真实，但与收藏市场的“追捧”相比，目前国内对于旧影像资料的系统搜集、整理及研究却仍很不够，亟须加强。

娱乐消遣 高官百姓的共同爱好

照相技术1839年在法国问世，5年后，法国传教士南格禄将之带入上海，并由此在中国传播开来。根据史料显示，近代中国最早的照相馆，由上海隆泰洋行1852年开设。可惜，由于天主教会的历史资料被毁，加之银版照相的技术特点等因素，南格禄的照片未见传世，最早出现的照片因而无从考证。

出于对新兴事物的怀疑，照相最初传入也曾遭遇阻隔，不过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一技术逐渐普及开来，成为清末民初一种大众化的娱乐和时尚。“鬼工拍照妙如神，玉貌传来竟逼真。技巧不须凭彩笔，霎时现出镜中人。”这是文人墨客以摄影为题材所作的短诗，发表在当时的《申报》上。照相的写实使得“影像铺”的画师受到巨大压力，其中不少开始转行，成为早期的照相师。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葛涛介绍：“照相传入以后，娱乐是当时人们的主要需求。清末时期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到普通百姓，以拍照自娱者大有人在。慈禧太后晚年在她的宫禁园林中曾经化妆照相，扮成观音，李莲英扮成了善财童子；袁世凯在彰德府邸中，扮作钓翁拍照取乐，这张照片还曾发表在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上。至于普通百姓，更是千姿百态，不一而足。”

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在介绍当时的照相价格时，以“张园主人张叔和将光华楼照相馆引进园内，为游客们提供服务”为例：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以当时的物价水平而言，“六角钱就可以在园内的酒楼叫上一斤黄酒、一盘狮子头、再来一碗汤面，一个人笃定混一顿醉饱了。因此，彼时的照相花销不菲”。

有研究学者说，戏剧名演员是当时上海社会的明星，也是引领时尚的风向标，各类名伶爱拍戏装照、便装照，这些“明星写真”成为票友珍藏的对象；他们在照片中的穿着打扮，一招一式，往往会成为社会时尚的发端。

实用便捷 促进清末民初社会管理“转型”

葛涛说：“清末民初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上海，实用化和市场化，使得照相业深深地融入了社会生活之中。比如，在上海的社会管理领域内，巡捕房开始给犯人拍照存档。”

在1886年1月11日的《申报》上，有这样一则新闻“昨晨，虹口捕房富捕头派捕，将满期应释之犯3名押赴老巡捕房，各照一相存案，闻一犯系偷窃小车者，余皆因争殴判押云。”专家指出：“给犯人拍照备案能够被《申报》冠以标题、作为社会新闻加以报道，可见这在当时尚属罕见。”与中国传统的画影图形相比，用照片来对号入座，验明人物的身份，准确程度和办案效率都会大为提高，巡捕房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也是大势所趋。

照片除了用于侦破案件之外，还被当时的政府用来缉拿政治犯。1898年9月23日，上海道台向英国驻沪代理领事发去一封信函，要求协助捉拿已被清朝政府通缉的康有为，随信还特地附上一张康有为的照片。英国领事凭借照片，很顺利地找到了康有为，只是并未缉拿，反而帮助他逃往香港。

在慈善事业中，照相同样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893年，福州一位名为卢善孙的善士在福建买下了一名大约6岁的男孩。因男孩的江浙口音，卢善孙特意替孩子拍摄了大小二十余张照片，寄给了上海仁济善堂的施少卿，请他分别悬挂、招人识认，最终促成男孩与家人团聚。在梳理大量资料后，葛涛认为，这是照相开始为社会服务，走上了“正用”的标志。

此外，从清末开始，照片也开始运用在人事管理方面。宣统年间，学部作出规定，凡参加各类考试的考生必须在考前拍照，否则不准参加考试。外务部在录用人员时也要求持照片前往面试。有学者认为，这些举措极大地推进了照相的实用化，使得照片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上海的照相业也因之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搜集研究 业界学者呼吁应当加强

清末民初的旧影像，在史料研究方面有着重要价值，国内对此的研究起步于2000年，目前尚处初级阶段。

业内专家表示，涵盖中国社会这一时间段的照片，大多收藏于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的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也不乏私人藏家收藏。葛涛不无遗憾地表示，尽管国内一些图书馆也略有收藏，但是目前仍呈零散状态，未能形成体系。

影像收藏的短板，并非体现在清末民初老照片这一个方面。中国美术馆收藏部赵辉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中国美术馆自1984年至2014年这30年间的馆藏摄影作品共计785件，占馆藏作品总量的3.8%。而相比之下，英国皇家学会的收藏就显得非常惊人。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秘书长介绍说：“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影像收藏始于1853年成立之初，1890年开始进行系统性收藏，1924年起接受社会捐赠，如今影像收藏数量已达25万幅，大部分作品来自社会捐赠。”

一些专家提出，国内一些城市已经着手制定建立影像博物馆的具体方案，但如何找到一种创新的思路来搜集、保护、研究珍贵的影像资料值得我们好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