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3站台》剧照。

李健鸣

日前，我在上海有幸看到美国运动集市剧团带来的《3站台》，让我惊中有喜。这部作品改变自契柯夫的《三姐妹》，但对习惯性的演出形式进行了彻底颠覆。四男四女的演员组合通过肢体表演、歌唱和台词，不仅展现了原作的精华，同时又把原作同当下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最后又以全新的女性主义的结尾，为契柯夫这部经典剧作打开了新的诠释之门。

演出一开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乐曲和具有浓厚俄罗斯味的舞蹈就把观众带入特定的场景，带入习惯的《三姐妹》氛围，但仅仅只有短短几分钟，舞台上的这些人物就变成了观众熟悉的“小市民式”的人物。他们唠唠叨叨、自言自语，时而兴奋，时而沮丧，《三姐妹》中最小的妹妹伊莲娜不时地爆发出“去莫斯科”的喊声，像是对其他人言论的评论，又似乎是一种变得越来越绝望的提醒，因为只有年轻的她尚还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和冲动。第一幕终，所有的人都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等待去往莫斯科的列车，突然肢体都停止运动，变得僵硬，出走成为泡影。后三幕从内容上来看基本保持原作的精华，只是从演出形式上来看，去掉了不少台词，通过歌唱、舞蹈使舞台变得生气盎然。但演员只要开始讲话，契柯夫式的忧郁就扑面而来。尽管台词减少了不少，但没有影响主要人物的刻画。最令人深刻的角色是玛莎，这个角色内心的纠葛本是《三姐妹》的核心，她对婚姻的失望以及对爱情的向往是契柯夫原作要表达的重要内容。在这次的《3站台》中，编导们特别突出这一人物，保留了她的许多台词，从而也就保证了原作的完整性。安德烈这个角色的塑造在《3站台》里也非常成功。安德烈作为失败者本应令人可怜，但他对妻子毫无道理的依赖和本能的自私也让观众失去对他的同情。这次演出中的伊莲娜不再以清高的面目出现，确实很像邮局的工作人员，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演员极少的台词充分地表现了角色对莫斯科那种介乎于愚蠢和偏执之间的向往。整个演出最大的改变就是结尾时《三姐妹》的各一句话，内容是：我们又在一起，不再相信爱情，一切又会完美。现代女性宣言似的表述给予这部经典剧作以新的力度。

契柯夫的《三姐妹》无疑是经典之作，所以世界各地的名导都会把这一剧目列为二度创作的对象。我以前看过的演出版，几乎都具有类似的特点：舞台上笼罩着一种悲悲戚戚的气氛，《三姐妹》的一举一动也多少带有俄罗斯贵族气息。有一个德国名导为了使这些人物生活在相应的环境中，甚至不惜重金，在台后种上了一排排真的白桦树。正是这种对俄罗斯的痴迷使导演们要在台上比试高低。我自己也对这样的演出痴迷过，一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这些导演更多的是在打造托尔斯泰笔下的环境和人物：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形象已经渗入到骨髓。他们完全忘记，契柯夫笔下的《三姐妹》是生活在远离莫斯科的一个荒凉小镇上，她们过着单调的生活，在经济上无非就是小康，只是在精神上尚还能感受到痛苦，还存有某种幻想，这也是她们区别于周围那些小市民之处。我还记得，有一次看完演出，我问过自己：如果当时有电脑的话，这些人是否还会有这么多空闲时间，来诉苦抱怨吗？还会有这种社交上的依赖吗？契柯夫曾经批评过当时莫斯科的戏剧界的人士，说他们把他的作品都理解为是悲剧，他自认为，他的这些剧作都是喜剧。我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本能地相信，契柯夫笔下的这些人物都是他自己认识或熟悉的人。他经历了太多俄罗斯式的唠叨和抱怨，在他看来，这些人身上的无病呻吟就是他们身上最大的喜剧性，因为他们无法跳出自己的阴影，却又不死心。这样的挣扎感使他们具备一种小丑般的质感。《三姐妹》对自己的处境已经习以为常，头脑也并非不清醒，她们向往莫斯科的呼声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发泄。而真正的悲剧人物实际上并不清楚自己的状况，所以才会做出极不理智的行为，例如哈姆雷特。

这次美国运动集市剧团的《3站台》，完全不同于我以前看过的版本，舞台上那些充满自恋、失望和不停挣扎的人物使观众感到亲切，而不是同情，同时这些人物身上的悲喜交集感也会感染观众。这次演出给我的另一个启发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来解释经典。最常见的方式有二种，一是经典的台本和演出形式神圣不可侵犯，谁敢动土、就是大逆不道。二是以先锋为借口，把经典作品改编得面目全非。我这里指的主要不是形式，而是消减原作的精华，使原作庸俗化。美国剧团带来的《3站台》传递了一种现实感。《三姐妹》不再是高高在上气质非凡的人，而是一些极为普通的人，甚至在他们身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也许只有美国人才会把这么一部经典变成具有某种“波普”味道的作品，也许因为他们少有历史的包袱，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非常理解契柯夫。我的一位朋友--导演张南在看完演出后写了以下的几句话：“推荐这出别致的小戏，她欢乐戏谑地表达了契柯夫所描述的那种无聊、苦闷、渴望与绝望，很是传神。演员个个有质感，节奏准确。难得在舞台上看到契柯夫真的被排成泪光闪闪的喜剧。”说得准确，特此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