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冰若先生生前在弹琴。

陶辛

音乐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装饰炫耀的。好的音乐是动听和感人的，跟属于哪个年代、哪种类型作者身份没什么关系，好的音乐会对人有好的影响；教师该好好讲课，国家养着的音乐工作者应该对社会负些责任；把自己喜欢的好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是快乐的，这份快乐跟金钱没什么关系……

其实，音乐学院并不像外人想象得那么洋气，反倒有些很老派的东西。我念附中那会儿，教务处长手写的课表上，对老师，无论男女，一概称“先生”。但那似乎只是书面语，日常中，我们还是叫“老师”的。

及至进了大学部念本科时，真就有叫“先生”的了。只是，不是对所有老师都称“先生”，只有对那几个或年高或德厚的老师才这么称呼。至于，谁可称谁不称，似乎也没个标准，也未有过评选，只是有人先叫了，附和的人多，就叫开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口碑吧。

尚未见面时，就知道有个“谭先生”，后来也是一直这么称呼他的。若有人叫谭老师“谭教授”，我会觉得说的不是这个“谭先生”。最常听先生说的两个词是：引导、呼吁。先生一生给人的印象，也似乎一直在奔忙中：开讲座、办学校、提意见、写提案。先生是艺术家，并不是大儒学霸，也不精于预测算计，他的观点言论，是出自他的本能和习惯，也谈不上有什么远见卓识，没有超过常理常识的范畴。

先生觉得：音乐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装饰炫耀的。好的音乐是动听和感人的，跟属于哪个年代、哪种类型作者身份没什么关系，好的音乐会对人有好的影响；教师该好好讲课，国家养着的音乐工作者应该对社会负些责任；把自己喜欢的好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是快乐的，这份快乐跟金钱没什么关系；上海该有个能正经演歌剧的剧院……

那个年代，百废待兴，总体上说，是在回归常理常识，也尊重常理常识。所以，先生的言论就特别容易被理解，也很容易被学生们接受和效仿。正因为是这样，先生在无意中，建立了某种标准。这些标准，在很长时间里，都与我们相伴相随，并凝结成某种观念。这些观念，有些影响的是乐迷和爱好者的行为；有些影响的是学院的专业布局和研究方向；有些影响的是音乐传播的理念和机构设立。

只是，时代的发展，并不总是遵循常理常识的。现在，我们有了大剧院，有了东艺，有了“馄饨皮”（上交音乐厅），能容纳更多的观众。有谁能像谭先生那样，用激情和热忱去感染更多的观众，带领着他们进入剧场进入音乐厅？现在，我们有了音乐产业意识，有了艺术管理专业，有了愈发精明熟练的操作和日渐扩大的市场。同时，我们也有了《谁杀了古典音乐》的疑问。有谁能像谭先生那样，引导我们怀着虔敬和真诚之心，从音乐汲取滋养，而不被偏见自大和虚荣所困所扰？

如今，我的学生除了称呼我“老师”外，叫我“师傅”的，“sir”的，“老大”的，都有，但还没有人管我叫“先生”。他们当然是不知道这个老派的称呼的，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我们这代人中，是没人能配得上这个称谓了。因为发展，一代人的迷失和堕落，这代价总是要付的。当年的猫猫，都快成老虎了。

先生的离去，促使我们回头，看下那些常理常识，看一下我们学习音乐和音乐学的初心，都还剩多少？

回头不易。只是希望，我们这代人的代价，别白付了。

隔代遗传，也是常有的。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注微信号【汇演】 读杨燕迪旧文

前天夜深时分，杨燕迪发给【汇演】5年前的旧文《一个极为“干净”的人——怀念谭冰若先生》并撰写以下文字：

我三十余年前随谭先生读硕，与先生有很多交往。先生走得突然，很让人难受。

他真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极为“干净”的人：我很少见他发火动怒，即便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也是坦然和泰然处之；终身未娶，又挚爱艺术（尤其是歌唱！）；喜欢与年轻学子交往，也与年轻人谈得来。

我从未听说任何人对谭先生的人品和人格说过任何不敬的话。我在想要写点什么，但还不知从何谈起。

5年前，为庆贺先生85周岁生日，曾专门写过一篇小文给《人民音乐》。发在这里，也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对谭先生的怀念

和追思吧！

杨燕迪全文及多幅珍贵老照片由本报官方微信号【汇演】独家刊发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