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　《四十自述》　里说自己学做诗的经验。他说：

我初学做诗，不敢做律诗，因为我不曾学过对对子，觉得那是很难的事，戊申　(1908)以后，我偶然试做一两首五言律诗来送朋友，觉得并不很难，后来我也常常做五七言律诗了。做惯律诗之后，我才明白这种体裁是似难而实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这种体裁最适宜于做没有内容的应酬诗，无论是殿廷上应酬皇帝，或寄宿舍里送别朋友，把头摇几摇，想出了中间两联，凑上一头一尾，就是一首诗了;如果是限韵或和韵的诗，只消从韵脚上去着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诗的体裁和步韵的方法所以不能废除，正因为这都是最方便的戏法。我那时读杜甫的五言律诗最多，所以我做的五律颇受他的影响。七言律诗，我觉得没有一首满意的，所以我做了几首之后就不做了。

在胡颂平的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里，1961年12月5日记有他评论杜甫律诗的话。他说：

像杜甫的　《秋兴八首》，我总背了几千遍，总觉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律诗和缠小脚一样，过去大家以为小脚好看，但说穿了，小脚并不好看;律诗也没有道理。

“闻道长安似弈棋”这一句就不通，下联“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这一联还可以;但接下去的“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就说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说“律诗和缠小脚一样”，可见他对于律诗这种体裁贬低到什么程度了。在胡颂平的这一本　《谈话录》　里，1961年12月27日，记有他又一次谈杜甫的话。他说：

杜甫这首　《羌村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个极高的地位。但他的律诗往往有“凑句”，为了对对子凑成的“凑句”，就没有文学的价值了。

胡适说杜甫的　《秋兴八首》　有些句子不通。他是拿一个“通”字作为论诗的头一个标准了。胡颂平在1960年3月31日记有这样一段：

今天先生谈起诗，在字纸篓里捡出一份人家油印的诗稿来递给胡颂平，说：“你看，这些也叫做诗!　他们不晓得自己的不通，所以印出来寄给人家看。这样的人很多，像纽约的华侨报纸上，菲律宾……各地的报纸上，常有这样不通的诗。还有些老辈做的诗，也往往有不通的。在这个时代，再用陈旧的诗的格调，再也做不出好的诗了。”先生又说：“怎么叫做通?　第一要懂文法，第二要把意思表达出来。作诗是如此，作文也是如此。”胡颂平因问：“先生过去写的旧诗，收在　《四十自述》　里及　《留学日记》　里的那些旧诗，不是很好的旧诗吗?”先生说：“那是我已经读通了文法，所以没有不通的地方。如某君的‘天道循环之’的‘之’，绝对不通的，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不通，他还送我两本呢。”

还有一个情节比这多一点的故事，见于胡颂平这一本　《谈话录》　的1960年12月　23日：

先生今天谈起：“过去有一位朋友请吃饭。这位朋友的儿子写了一些诗，说是新诗吧，又带些旧诗的样子，已经排印好，预备出版了。主人夫妇对他们的儿子很夸奖，要我看一看。我一看之后，全是不通的。我在他们家中，他们又预备了很好的菜请我，我怎么说才好?　我只好说他的老师不好，说他的老师不肯好好的指点他的错误，不曾好好地教导他。他的父母这样夸奖他们的儿子，他的老师怎么好指点他呢!　我说，无论诗或文，第一要做通。所谓通，就是通达。我的意思能够通达到你，你的意思能够通达到我，这才叫做通。我一向主张先要做到明白清楚。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后，你的意思才能通达到别人。第二叫力量。你能把你的意思通达到别人，别人受了你的感动，这才叫力量。诗文能够发生力量，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叫做美。我只能这样的对他说，怪他的老师不好。但这个孩子倒长得很好。”胡颂平插嘴说：“这个孩子听了先生的话，得到了指点从此可以开悟了?”先生说：“不会的，他不会听我的话。听惯夸奖的话的人是不会接受人家批评的。正像某先生只喜欢听人的恭维，不听我们的话是一样的。人家请我吃这么好的菜，我却说了不中听的话。”

这些话虽然很不中听，我以为很可以供有志于写诗的青年朋友参考，特别是供有志于写旧诗的青年朋友参考，于是把它摘录下来。像他说的“在这个时代，再用陈旧的诗的格调，再也做不出好的诗了”，我以为是极重要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