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

读完了梁遇春翻译的这一本英人康拉德的《吉姆爷》。梁遇春英文好，译笔又是与他沉郁中带上一点沉思意味的文笔，完全是一路，感觉正合适。按理来说，梁遇春是那种春雨之前百事非的充满无可奈何心的才子类型，与康拉德海员出身的粗豪一路，情分上应该说并不会太近。但是，康拉德实在是大家，于大海中能够看出涓滴之细。这一本《吉姆爷》　能够在人性上体会出那样幽微不足为外人道的角角落落，实在是在英国文学中放出一个异彩。梁遇春单单在康拉德的诸多小说中，挑出这一本来翻译，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想到，以前在老舍先生的散文集子里，记得读到过一篇专论康氏的文章。文章并不长，具体内容也有点淡忘了，但印象当中却不是简单的介绍文，而是有点像梁遇春评述兰姆和斯特拉奇的那两篇奇文，有点心灵互通的心契神交的味道。其实，照道理来说，老舍先生与康拉德之间，就性格与作品的风格来看，也并不是很接近的样子，但是老舍先生在他这样熟悉的英国文学的长卷当中，也恰恰挑出康氏，来说出不多见的体己话和体贴语。与梁氏的选择来一参照，真觉得康氏的魅力，实在是不简单。

再退回来说　《吉姆爷》。单看这小说的结构，实在有点让人不敢恭维。全篇几乎都是转述，而且是在一次俱乐部宴饮之后的抽烟谈心的间歇，由一个人向那么多酥软地瘫坐在坐椅上、睡眼惺忪的男男女女，滔滔不绝地说上那么三、四百页的书，那实在非柳敬亭那样的说书大家不办。但说书家可以起承转合、拿腔拿调，而饭后茶余的对谈却绝没有这样的便利。怪不得康氏自己在书首的前言中提到，当时英国社会里小说的读者主力，当然是一干太太小姐们，她们对这一本小说实在是没有办法，恨恨地说：“小说哪有这样写法的?”说完也就抛在一边了。康氏看来是有点气不过，却又是傲气不改，所以在前言里不忘这样加上一笔。当然，太太小姐们的“绝望”，还非“这样的写法”这一端，更主要的还是小说中贴住人心最深处、最底里的那些曲折和角落，太太小姐在这个上面，只能是“太下不及情”了。看不出所以然，当然只能愤愤然一抛了之，说一声“这个是什么东西”，也就心安理得了。

《吉姆爷》　实在可以说是文学史上一本最细致的书。按理说，细致应该是一种“分析”的东西，把一样东西，一部分一部分无限地分离开来，分得越来越细。细致了也就清晰了，清晰了也就说得清道得明。分析的东西，总应该是更有把握的东西。但是人心的事情，很多时候却好像与之相反，越是细致，反而越是说不清楚了。吉姆整个人生的关捩点，就在那条倒霉船出事之最后一刻的“那一跳”上面。单单这一个过程，康拉德就把它剖得那样的微细，简直是“拆出了线头还觉得纤维太粗”，完全可以说是把它密密实实地“打了一个网格”。但是，越细，却越是作不出判断，下不了按语。在这些细密的网格里，简直说不上话。说吉姆是一个勇敢的人，确实，船出事，他第一个意识到;救人，他第一个想到;上上下下地奔忙，他是最着急的;他老想着别人，不想着自己，他想把旅客都叫醒，但他又想得周到，这么多人，一旦醒了，受惊了，船还未翻，可能互相践踏，不可收拾。就在忙前忙后、思前想后中，时间过去了，危船临到最后的时刻，救无可救了。那么，吉姆在这样的犹疑中，还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呢?　在船上同伙的疯狂、辱骂及叫嚷中，吉姆在失心状态中也跟着一起弃船跳下水，做了水手中最为人不齿的“胆小鬼”。但是，与他身边的那些“胆小鬼”相比，吉姆却又自不同。真是说不清楚。那些同伴死里逃生后，又逃良知、又逃责任，只有吉姆一个人在法庭四面鄙视的眼光之下，甘愿受辱受罚，不开脱也不辩解。吉姆又成了勇敢的人。

但是，自此以后，吉姆内心的质地其实是内疚、敏感、逃避和恐惧的一个混合体，而外面却是一层异乎寻常的“勇敢”的硬壳。吉姆的一句话让人忘不了：他真想身后的那扇大门能够砰的一声，关得严严实实。想把过去关在大门之外，那就是一种逃避，在逃避中总有一块“心病”碰也碰不得。越是碰不得，就越是敏感;越是敏感，就越是随处可见。吉姆逃之又逃，却是避不可避。逃得远一程、再远一程，那个破船上“一跳”的鬼影却往往不经意间闪了出来。只要有谁提起“那条船”的事儿，吉姆“勇敢”的硬壳就瓦解了，他身后的大门就开了缝、漏了风了。

最后，逃得远无可远，到了南洋，天涯海角，周边全是土人了，那大门眼看就要关严了、上锁了。但是荒岛自有荒岛的人情纠缠，吉姆不幸又被卷缠在其中。在一次土著与浪人的夺岛守岛战斗中，吉姆自处危险，自忖已到了绝无危险的时候，就把“安全的胜利”让予土王之子，使之顶上桂冠。未想小人出卖，后路抄袭，土王之子被袭身死。“破船一跳”的故事重演一遍，吉姆身后大门完全洞开，阴风习习。吉姆至此逃无可逃，只能以自求死地的“至勇”，终结一切。但是，他在荒岛留下了他的至爱者，她将何以自处呢?“至勇”依然留下了自私与怯懦的“尾巴”。

这就是人性的至深处，永远也说不清楚，是语言的尽头。康拉德用语言找到了语言的穷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