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的“三棵树”，一棵是2012年3月种的，种在北京小金丝胡同6号院里，树名叫香花槐。

一棵是同年4月种的，种在英伦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校园里，树名叫樱桃。

这第三棵是我在南京天山路39号找到的，那是原国立编译馆的旧址，这里虽然早就变成一家军工厂了，院子里那棵依傍主楼的大雪松居然尚在，其寿命难以计量，该有百余年了吧。

对树的喜爱源于对神奇大自然的迷恋。也许是儿时模糊的记忆里有清明节我生日那天栽柳树的情景。到老了，每每外出，总喜欢仰面去看高高的映在天空里的树冠和那些横七竖八的枝杈。看，树总是处在缄默的状态，任凭人再怎么折腾，把这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这一棵棵挺拔屹立的树，“我自岿然不动”。

我的父辈，有喜爱花花草草的爸爸，喜欢侍弄花园的洋舅母，我乐意将这万物生长之尤物———树，赋予像人格一样的精神。

香花槐原产西班牙，落叶乔木，属蝶形花科。刚栽时细长得像麻秆，风一吹歪歪倒倒，需拴绳系上加以固定。查了资料，得知这种树能长到十米至十二米呢。那叶片羽状，一枝茎上能长出多达十九片。表妹说它会开很多花，我都不能想象，第三年见到了那满树的玫瑰色花朵才相信。

不愿深想这香花槐树下是老人入土为安的归宿，却又多少感到安慰，起码还知道他在哪，有个念想。每到春天，总会有寄托的地方，看那些花朵，多美好啊，即使老人不能从土里探出头看看这因他而盛开的美景。

我从不信鬼神，可偏偏喜欢舅舅的一首诗:“成鬼容易成佛少/做诗容易做人难”。如今写诗的人“逝者如斯”，我妈好说“魂兮归来”，姨妈说还归什么，让他　(她的哥哥)安心在那边吧。

在我去牛津参加栽树后，一些朋友也到了英国，他们预先不知牛津莫顿学院校园有这樱桃树。后来得知错过观看机会，深以为憾。三年过去，这蔷薇科的落叶小乔木长高长壮实了吧?　也该配得上用枝繁叶茂来形容了吧?　三年里会有多少学子在树下的铜牌前驻足徜徉!

2012年在牛津种树的苏立文老先生2013年不幸故去，享年九十六岁。我们原先约好2013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见的，那里会有他的一个大型回顾展，老人致力一生的中国美术研究成果在此展现。可惜后来联系困难，老人家被人事包围，又去上海、台湾，他一定是累垮了。在牛津种树的那个晚上，苏老侃侃而谈和杨宪益戴乃迭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那些一页页密密麻麻的通信，就在我们下榻的小旅馆里，我帮玮丽连夜拍下，因为信札第二天要物归原主，苏老破例借给她看。第二天苏老送我们去火车站，现在想来这是最后一面了!

无法知晓南京的那棵大雪松是何人栽下的，它的寿命有多少年了。如今人去楼空，当年风华正茂的一代翻译家编辑们大都离世，只有雪松能见证国立编译馆的兴衰。

在我的记忆中，南京是个树荫遮天的城市，正因为此，号称“火炉”的南京才能让它的百姓一代代度过蒸笼般的夏天。妈给我开了一张路条，纸片上写了几个地名，其中有天山路39号，她说就在富厚岗附近。讲不清她有多少年没到那一带了，从一张老照片上看，年轻的妈妈烫着短发穿一件花呢旗袍，在太阳底下皱着眉，她的身旁是舅舅舅母爸爸及萧亦五伯伯，他们一起站的院子，正是1946年从重庆迁至南京的国立编译馆原址。

万万没想到，2014年5月9日，我真的来到了这个院子门前，如今大门上写着大字号号码，这是有军务保密级别的符号。现在已不能随便出入这道门槛。我只能隔着门眺望这棵来自喜马拉雅山脉千米以上的雪松。

好在人托人请来了马伯伦老先生，他是南京地方志的专家，小时候恰好住在这附近，就在国立编译馆的对面的小街上。一同来的天津电视台拍摄组顿生灵感，暂且先不拍编译馆，先要我陪马老走一走这条小街，听他讲述那些民国往事。于是，一批有头有脸的民国人物的名字好似出土文物被点到，包括国立编译馆的历任馆长。我的眼前呈现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段文化传承的景象。马老说他六七岁时进过对面这个院子，他说大雪松下面有两只仙鹤。他还说那里安静极了，大人们都在工作。最让我兴奋不已的是，他竟然见过一个年轻的外国女人和他打过招呼，那一定是我的乃迭舅母啊，我嚷起来，他说应该是她，记得她穿花色连衣裙，人非常漂亮，还对他说:小朋友，你好。

等待是难熬的，多方打听疏通渠道，眼瞅着，有点“入地无门”的窘迫。我们无非是想进去看看，接一下以杨宪益为代表的先辈们这份文化遗产的地气啊，却不如一只麻雀可以飞进飞出。

不知是哪位聪明人，居然托人找到一位既是内部职工又有恻隐之心的人。他答应给我们向厂负责人带个话，但快下班了，只好等下午上班后再联系，一行人先找个地儿吃点东西。下午两点，我们真正的贵人终于出现，他叫许兴龙，是该厂工会职员，六月将退休。他说他的领导叫他接待我们。许兴龙引我朝大雪松的方向走去，边走边说，好像他是当年国立编译馆的讲解员，而我只是一位来访的观众。我们站在长青的尖塔形树冠下聊着编译馆旧事，面前有三块铜质或大理石的碑牌。一块是镶在楼房墙面的，民国时期由法国设计师虞洪烈设计;一块是2002年南京市人民政府设立，明令为“原国立编译馆旧址”;另一块是1999年5月的修缮纪念。这幢墙色已变的三层西式楼房正屹立在眼前，大门半敞，能看见幽深的楼道。

就这样，那个春末的下午，我第一次走进原国立编译馆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