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一个家族的肖像都在一本相簿里，并不显得挤。那时候的相簿都差不多，黑色卡纸上黏着三角插口，每两张卡纸之间以半透明牛油纸相隔。一打开，我妈就会嚷，看哪，你外公像不像孙道临?

三寸黑白照上的外公，二十来岁，刚刚用照相馆里的梳子和头油整饬过发型。金丝边眼镜和口琴是四十年代摆拍的标配。英俊的长相其实在哪个时代都差不多，我妈心心念念的“真像孙道临”，到了我女儿眼里，就成了“明明是吴彦祖”。照片上，外公没笑，望向远方，口琴并没有碰到嘴。动作是有一点生涩的，但五官的线条刚柔并济，大概是在打光的一刹那绷紧了。

用现在的话说，外公是我们家的颜值担当，是一大家子人都会暗暗惋惜基因流失的对象。小时候最拉风的事，是从家族相簿里偷两张外公的照片到学校里显摆，最惆怅的是，他们看完以后都会抬起头在我脸上补一刀:“不太像嘛……嗯，是很不像。”不过怅然只是一瞬，大体上我还是在一个劲地傻乐。彼时，被我在想象中神化的，是照片上那个无比亲近却从未谋面的人，是一段永无可能再现的时光。那时留下的照片如此稀少，一张一张全烙进记忆，每个细节都自带光环。

现在的孩子应该很难想象，在我儿时，拍照是一件多么隆重的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出现一个能打家具的木匠，同时也会冒出一个自学成才的摄影师。在我们家里，这个角色一直是由姨父担任的———所以，至少十八岁之前，每逢家族聚会，表妹总是能把头抬得比我更高一些。他们家的墙上挂着表妹五六岁时拍的肖像，她满头硬邦邦的鬈发是阿姨买回来的冷烫精的杰作，她的表情动作则是直接拷贝印在饼干听上的女孩———都是那时候最显眼的流行元素。照片是用方头方脑的120相机装上黑白胶卷拍的，姨父拿着底片到他的单位里转了一圈，回来以后就放大成十寸，还着了色，表妹的嘴唇顿时就粉嘟嘟起来。在前电脑　时代，给黑　白　照　片染色　可没有PHOTOSHOP帮忙，一笔一笔全是人工画上去的。我至今都没弄清姨父的手艺是从哪里学来的，只知道他是中学里的化学老师。总而言之，从那天起，我便想象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躲在实验室里，窗帘一拉就是暗房，世界一点点从黑白转成了彩色。

在中国家庭摄影史上，那几年也确实是黑白与彩色的分水岭。姨父的照相机从120换成了海鸥135，逢年过节，他就换上彩色胶卷。小孩喜欢明艳的富士，大人则更中意稳重的柯达，可它们都很贵———买一个胶卷够看好多部电影，到照相馆里精放加印还得再花一笔钱，又是好多部电影。一家人跑到公园里，跟很多家人挤在一起:同一座假山，同一棵大树，同一片草地，N种人跟人、表情与表情的排列组合。作为家族里最小的两名女性，我和表妹得到格外优待，不仅单人照最多，还获得“偷照片”的特权。

数码时代的人没法理解什么叫偷照片。一个胶卷，卷片时拖在最后的尾巴长度不一，三十六张份额拍满以后常常还能往后卷，具体卷几张得看命运的安排。胶卷时代充满悬念，不到冲印完成就不会真相大白。抓拍、偷拍或者纯拍风景的“空镜头”都是普通家庭无力承担的奢侈，所以那时照片上几乎全是人像，表情普遍比现在严肃，相纸上弥漫着箭在弦上的紧张感。哪怕迎着阳光，人们的眼睛也会努力睁大，最后眼睑肌肉终于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扛不住生理极限，耷拉下来———这样的惨剧在每个胶卷里至少会出现两三回。倒是偷来的照片，画中人没有心理负担，只有意外之喜。喜终究形于色，所以放肆一点的动作、平时不敢轻易尝试的表情，往往出现在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甚至第三十九张　(人品爆棚才会偷到第三张)。这大概是人世间最皆大欢喜的偷———在稀缺的载体上，我们仿佛又额外留住了一点岁月。

但载体终于不再稀缺，柯达终于倒闭，技术进步让我们偷着偷着———就不用偷了。现在，我们对于数码图像已经熟悉得仿佛能从活人脸上看出像素来。每天，我们都会把无数个自己存在云上。那个叫“云”的东西好像大得没有边，它给予我们在胶片时代无法想象的自由———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你想拍多少就有多少。出门旅游，你对着日出和瀑布，举起自拍杆对着海滩上的你，你们，按下自动连拍。影像与影像之间没有空隙，你以为再也不会漏掉什么珍贵的记忆了。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的大多数的照片而言，拍下的一刹那就释放了它所有的存在感。我们不需要整理，不需要冲印，不需要把它们一张张插进照相簿。几个月以后，偶然想起这次旅行，好几个G的影像交叠在一起从眼前滑过。太多的面孔几乎等于没有面孔，你甚至已经懒得再去找它们究竟储存在哪片“云”上了。一年以后，你对于自己去年的长相，也许还不如对几十年前的自己来得熟悉———那个青涩慌张的你，寥寥几张照片，早已飞出发黄的相簿，铭刻在你大脑的永久储存盘里。

这实在是一道难解的数学题:我们试图用技术填满记忆的盲点，减少岁月的流失，但最后真正珍藏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增加，或者说，到底是不是更清晰、更完整?

有时候，我会胡乱想象一个更古老也更模糊的时代。没有照相机，甚至，没有玻璃。那时候的人们，赖以建立自我认知的参照物，只有幽暗的、摇晃的水面，或者，一面铜镜。希腊神话里的纳喀索斯，也许人物原型只是个高度近视的文艺男　(那时候当然也没有发明眼镜)。临水照伊人，越照越看不清自己。思虑愈深，好奇愈重，对于那个模糊形象的想象　(反正也看不清脸上的雀斑或者肚腩上的赘肉)　愈是美轮美奂，他离最终溺水而亡的宿命便愈是切近。原来，最致命的爱情———无论是爱别人还是爱自己，都更容易发生在模糊的视野里。

电影　《聂隐娘》　的编导，无法理解原著里的隐娘何以见到磨镜少年便认定非他莫嫁，只好给这个角色加上复杂的身份来增强说服力。其实，只要把人物放回到唐朝的情境里，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想通。在一个从小就被拐走、充当杀人机器的少女眼里，一个能把镜子磨到闪闪发亮、能让她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少年，当然具有某种神秘的、难以抗拒的魅力。尽管青铜镜再磨也只能看到个大概，但毕竟像素是大大提升了。这一点，你只要跑到现在的大街上，看看有多少女孩子在假装看街景的时候对着橱窗照镜子，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此人可与我为夫，”聂隐娘一句话约定三生。我猜，说这话的时候，她正对着新磨的镜子盈盈一笑，笑容的明亮度，大约可以比照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拿到自拍杆的女孩。

自拍杆改变世界，这话并不夸张。女人们　(当然也包括越来越多的男人)　握住它，仿佛握住了塑造自己形象的主动权。她们擎着它走遍全世界，晒自拍晒到差点让军事基地泄密，或者擎着它一头撞上收割机———收割机上一人受伤，自拍者毫发无损　(以上事例请自行搜索相关新闻)。拍完之后、示人之前，各种便捷的修片软件早就枕戈待旦，随时给你加上暧昧的光线，随时美白你的皮肤，修正你的腰身，把所有的脸都嵌进完美的模板。当摄影从模糊一步步走向清晰的极致时，人类的眼睛和心灵反而有点不胜重负———我们拒绝接受几千万像素呈现的毛孔，气急败坏得就像听到魔镜说真话的白雪公主的后娘。我们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照片P回到略显朦胧的状态中去。

就这样，我们一直在模糊与清晰、真实与虚假的影像间摇摆，跟自己的眼睛———也跟“自我”投在心中的倒影，玩着捉迷藏游戏。前几天，我的女儿兴致勃勃地教我怎么在手机上玩美图秀秀，怎么在她的照片上加上小黄人的眼镜和Hellokitty的耳朵。我问她，“你最想把自己变成谁的样子?”

“奥黛丽·赫本。”她的眼睛闪着光，指给我看她存在手机里的　《罗马假日》　剧照。在天天都做梦的年纪，偶尔扔下泰勒·斯威夫特，迷上六十多年前的小公主，也算是换换口味。

“妈妈，那时的人，皮肤真好啊，所有人都那么好。”

我很想告诉她，那时的摄影技术呈现精微细节的能力其实远不如今天那么强大。沉淀在黑白胶片上的，是或多或少地欺骗了视觉与记忆的美丽———就像你的美图秀秀正在努力做的那样，就像这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那样。但是看着那些正在她额头上拼命刷存在感的青春痘，我笑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