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海明威在1939年到1960年期间定居于古巴。他当然可以说是“亲历”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那场长达五年半的革命最后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王朝。巴蒂斯塔本人于1959年第一天的上午逃离古巴，到多米尼加共和国“避难”，这是古巴革命胜利的标志。革命胜利之后，定居于古巴的美国侨民纷纷撤出，而一生经历过许多“革命”的海明威（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投身过西班牙内战，甚至到访过正在抗日的中国）显然并没有恐慌。他继续与他那一大群著名的宠物一起呼吸着古巴的空气。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那已经是充满“红色恐怖”的空气。

而卡斯特罗本人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我最早是从格瓦拉的传记中知道这一点的。后来，我又从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一些访谈和文章中知道了更多的细节（就像他同时代的许多南美作家一样，《百年孤独》的作者也是卡斯特罗的超级粉丝）。这些道听途说让我觉得文学在古巴革命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我甚至还觉得古巴革命与南美的文学爆炸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互动关系）。作为文学爱好者的革命领袖应该不会不知道在他领导的革命胜利之前那三十年里已经用自己的文学一次又一次地征服过世界的作家正生活在他自己刚刚征服的土地上。

那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是：海明威与卡斯特罗究竟有没有关系？或者有什么关系？

偶然在山下新开的“国际文化图书馆”里见到了一本题为《海明威在古巴》的新书。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新书。书中有许多我以前没有见过的照片，这让我感觉非常新奇。而作者的叙述简洁清晰，与海明威本人的文风相近，这又让我感觉非常亲切。我激动地翻动着书页……一个与长期困扰我的问题相关的标题引起了我的强烈反应。这是书中第十八章的标题。它让我相信这一章是专门为我写的一章，是能够解开我的困惑的一章。

这题为“卡斯特罗与海明威”的一章从当时世界上两个最著名的大胡子相遇的那张照片开始。照片拍摄于1959年。对这两个颜色不同的大胡子这是“颜色”不同的年份。这时候，照片中的黑胡子刚刚洗去“野战”的尘埃，正趾高气扬地登上前景迷幻的国际舞台；而照片中的白胡子几乎失去了在人生舞台上继续表演的兴致，已经在心灰意冷地打量着他为生命设定的终点。

这专门为我写的一章结束于2002年11月11日。这一天，世界上唯一的“海明威故居博物馆”在古巴正式对外开放。卡斯特罗“即兴”地出现在开馆仪式上。他的出现改变了仪式的格调和长度。以长篇即兴讲演著称的革命家在信奉“冰山原则”的文学家的故居略加收敛：他的即兴讲演仅仅持续了三十分钟（马尔克斯曾经在《菲德尔》一文中对卡斯特罗即兴讲演的才能大加赞赏）。

在这即兴讲演的开始，卡斯特罗首先感谢海明威在他的祖国的居住和创作。他用浪漫的措辞概括海明威与古巴关系最为密切的作品《老人与海》。他称这部出版于1952年（也就是标志着他领导的古巴革命开始的“七·二六”暴动之前的一年）的小说是“前所未有”的作品。卡斯特罗简短的概括里出现了“孤独”、“自白”、“沉思”、“反省”、“梦想”和“奋斗”这样一些分量很重的词。

接着，卡斯特罗继续他的文学批评。他强调海明威的作品不是小说，而是历史（这样的归类让我想起卡斯特罗1953年在巴蒂斯塔的法庭上为领导“七·二六”暴动进行的长达四个小时的自我辩护。“历史”一词就出现在那段辩护最后的名句里：“你们可以给我定罪，但是历史将会赦免我”）。卡斯特罗宣称不懂得历史就不可能知道“人的局限”。他进而指出，人类正在重犯历史的错误。

同样是在古巴创作完成的《丧钟为谁而鸣？》被卡斯特罗用来解释海明威的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他说这部小说对他本人有特殊的意义：其中那些“以少胜多”的战争案例不仅增强了革命领袖的信心，也教给了他应对装备精良的正规部队的游击战术。他提到了小说中的一个细节：一个狙击手埋伏在一个隘口注视着一支彪悍的骑兵队。卡斯特罗从这个细节获得“启蒙”，顿悟“有利的位置”可以让个人创造“万夫莫开”的奇迹。《丧钟为谁而鸣？》是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而卡斯特罗在墨西哥流亡期间接受军事训练的教官就是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首领。这样的经历当然很容易让卡斯特罗从这部小说中读到历史。

接着，卡斯特罗谈起了他与海明威仅有的那一次见面。那是革命刚刚胜利不久，卡斯特罗应邀参加了由海明威组织的为期三天的捕鱼比赛。他因为“碰巧”捕得一只巨大的枪鱼而获得了比赛的一等奖。年轻的革命领袖从心仪多年的“老人”手上接过奖杯的瞬间被历史记录下来。这标志着他赢得的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他还赢得了“海”的信任和理解。

对自己与海明威仅有的这一次见面，卡斯特罗深有感慨。他说，人们总是相信来日方长，而等待的结果通常是意想不到的遗憾。两年之后，海明威自杀身亡。那意想不到的结局会在视死如归的革命家心里激起怎样的震荡？卡斯特罗说，后来他只能与悬挂在办公室里的海明威的照片长谈了。那是海明威与一条枪鱼的合照。卡斯特罗肯定照片中那巨大的枪鱼就是出没在《老人与海》中的那“不可战胜”的“英雄”。

在即兴讲演的最后，卡斯特罗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明威的崇拜者们发布他对文学和艺术的看法。他说，艺术品的魅力会“持续几千年”，文学的生命将长过“我们所有的人”。他称认识不到这一点的人是“野蛮人”。

当海明威抵达荣誉的巅峰，获得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卡斯特罗正在巴蒂斯塔王朝的监狱里（那是他生命的最低点）等待着希望渺茫的“赦免”。生活和文学都充满英雄气概的海明威曾经说：“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战胜。”这既是海明威对人的信念，又是他对自己建立在这信念之上的文学的总结。这豪言壮语无疑也可以看成是对身陷囹圄的革命领袖的赞美。

在得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消息之后，海明威是用西班牙语而不是他的母语接受的第一个采访。他在采访中强调他为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古巴人”(Cubano Sate)获得这项文学的殊荣而自豪。他说他要将这殊荣献给他不为人知的“祖国”。

2014年3月，蒙特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