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以来，一条国人在日本买回的马桶盖产自国内的消息在报纸和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出国买马桶盖”在中国语境里暗示一种令人尴尬和某些黑色幽默的意蕴，其实它反映的这种另类的“出口转内销”购物模式是早就存在着的。因为不是马桶盖，所以人们习以为常。

2003年，我在日本做交流教师时就有过此种“出口转内销”的体验。我买了一只OMRON牌电子血压机。仔细一看，在密密麻麻的日文右下角却标着一行小字：“MADEIN CHINA”。我有点被骗的感觉，一位有此类购物经验的同事说:“这种情况现在蛮多的，不过虽然不是正宗日本产，但是日本质检严格，能回销说明质量还是不错的，价钱可能也比国内便宜。”我没有作过价钱的比较，但是用到现在不坏却不假。另一次，我从京都专程去大阪买了一架CANON牌照相机，回来一看，日文右下角一行“MADEIN MALAYSIA”。这回比买电子血压机时还不爽。我立刻赶回去要求退货。边上一个中国人跟我说：“这里卖出东西不能退的，但是可以加一点钱买日本产的升级版新型号。”照他的办法从A70升级到A80版，果然日文右下角一行“MADEIN JAPAN”。

平心而论，诸如 “MADEIN MALAYSIA”、“MADEIN CHINA”、“MADEIN JAPAN”这种对隐藏于潜意识的购物排序的情感体验，折射了某种从历史与现实经验中凝固的“常识”。就我个人而言，这种另类的“出口转内销”行为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以前那种纯粹的“出口转内销”商业模式所培养的思维方式。在进口商品与普通大众几乎无缘的年代，当时一些出口创汇产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达不到进口国的质检标准或者其他原因而不得不转入内销的所谓“出口转内销”商品，因为其质量及款式等方面仍然优于同类的内销产品，因此人们对此趋之若鹜，这种购物体验不断强化着人们固有的经验与常识。

我第一次抢购“出口转内销”商品的体验还是在高中时期。地点在中百公司（上海第一百货商店）。那是一个闭关锁国和物资紧缺的年代。那天可能是去采购寄宿用品(我在松江读书，一个月回来一次，顺便购买一些日常用品)，忽然看到在一楼某柜台前迅速形成一条长龙，我本能地冲进队伍里。紧接着消息从前面传了过来：“出口转内销！”我甚至没有弄清楚销的是什么东西就被簇拥着推到柜台前，牌子上写着：“女式丝质内衣，每人限购两件。”我犹豫了。后面响起一阵抱怨和催促声。“给我母亲买。”一边想，一边从口袋里掏着钱。母亲抱怨我自说自话买来这种不实惠的东西，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出口转内销的，排队人轧瘫！”是的，在那个年代，有这两条理由就足够了。

促成这种传统“出口转内销”模式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改革开放之初，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方兴未艾，“出国买马桶盖”这种可以称之为“出口转内销”升级版所赖以发展的基础还没有形成，而外国货还是一种紧俏商品，只是面向手里握有所谓“兑换券”的有“海外关系”的小众人群。经营这种商品最有名的要数南京东路、浙江中路口的华侨商店。80年代初，我妻子的伯母给我们换了一些兑换券。伯母在香港的弟弟经常汇些港币以贴补她日常家用，港币在银行换取等值人民币和同等数额的兑换券。我们得以在华侨商店买了一台460元的松下14寸黑白电视机。购买外国商品的另一个途径在旧货商店。寄售的多半是有能力从国外带回来转卖的二手货。80年代我还在提篮桥居住的时候，闲时常常逛到海门路一家旧货商店，听一会儿从一台日本“健伍牌”音响里播出的立体声音乐。音响价钱贵得吓人，要上万元。当然，在场的人大概和我一样都是来“白听”的。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国如梦幻般地成了“世界工厂”。当年的华侨商店已然改换门庭。伯母家照样不定期收到她弟弟汇来的港币，再用不到兑换券了。不知不觉中，我家那台松下14寸黑白电视机先是被一台上海“飞跃牌”彩色电视机取代，现在一台是“东芝”，另一台是“LG”，手机是“华为”，平板电脑是“ipad”……俨然一个袖珍版“世界工厂”。

细细想来，现在能有机会坐飞机去日本购物，买回的虽然是有点令人憋屈的国内产马桶盖，但是这一细节中仍然包含有许多历史进步的质素。当然，透过这出“出国买马桶盖”喜剧中的黑色幽默元素，我们看到一些必须要靠深化改革方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得承认，“中国制造”在不少高新技术领域仍然并不让人艳羡。而“出国买马桶盖”现象之所以让人尴尬，恰恰更在于它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技术在。而我们常常是原本可以做得更好，却是明知可为而不作为。其实，无论是传统“出口转内销”模式，还是“出国买马桶盖”这种升级版，都证明外销和内销产品是可以做到一样好的。这种选择性存在反映了前后两种“出口转内销”模式有着一种一脉相承的习惯性社会集体心理：出口商品，人家标准高，惹不起；卖给自己人则降低标准也无所谓。记得在2003年的日本，我任教的大学附近有一家专营蔬菜的超市。那里有许多从中国进口的袋包装蔬菜。例如一袋一公斤装刀豆，经过清洗，根根都削去两头，且切成统一尺寸，才卖人民币几元钱。在“100元（日元）店”里可以买到一副质量不错的中国产太阳眼镜。2007年，在韩国的“1000元（韩元）店”买过一把中国产电子蚊拍，拿在手里，想想连材料、人工费也不够啊。讨了便宜，心里却不是滋味。这里面既有体制、道德层面的原因，也有国人所缺乏的锐意创新和精益求精的韧性精神。看过一部日本纪录片《寿司之神》，传主小野二郎被誉为日本“寿司第一人”。他八十多岁，数十年专注于寿司工艺的改进与创新，从大米、鱼料的选择、配置，到煮米炉温、工具的反复试验，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类似小野二郎那样穷尽一代乃至数代人之力打造品牌的“大神”在日本各行各业中不计其数。遗憾的是，我们各行各业有多少这样的“大神”呢？我们创新品牌不多，传统品牌却在消失；苟延残喘的，不少质量不升反降。大饼算是和寿司一样再普通不过的日常食品了吧。前不久听说苏州有一家大饼连锁铺的大饼既传统又有创新，我们每人一下子各买了30只，惹得后面排队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们。想想拎着鼓鼓囊囊的“马甲袋”的狼狈相比拎着马桶盖好不了多少。如果上海能找到记忆中的那种松脆且有嚼劲的大饼还用得着兴师动众去苏州吗？回到马桶盖的问题上来，我们还是要抱着开放的心态，反对贸易壁垒，让消费者有权享有更多选择。同时，中国的企业要升级，如果国内也有相同质量的产品，应该更有竞争力，起码能为消费者省下机票钱。真如此，我想，这种另类的“出口转内销”会像传统的“出口转内销”一样退出历史舞台的。

张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