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曾说：人一生最伟大的事业，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高尔基的文章，题目是：《一个人的诞生》——通过读书，一个真正的人诞生了。对于读书和读书的作用，高尔基是最好的例子。他只读过两年半小学，却因为读书成为文学大家。读书的重要，其实不必再说道理，但一个人是怎样读起书来的，倒是千差万别。这里面有偶然（缘分），有必然（上学），还有许多不可知（你遇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哪本？从哪里得来的？那时你多大年龄？以后你又陆续遇到了哪些书……）。

高尔基11岁被外祖父赶出家门，后来在一艘“善良号”轮船上得到一个洗碗的工作。在这里，他的顶头上司、厨师斯穆雷引起了他读书的兴趣。这位黑胡子的斯穆雷是个怪人，他不知从哪儿弄了一箱书，总是让高尔基给他念，一本一本的念，因为他有一个顽固的想法：人跟人的差别，都在脑筋上面；一个人想聪明，得多念书；正经的书固然好，坏的魔道书也好，要把所有的书都念过，才能找到好书。念不懂就念七遍，七遍再不懂就念十二遍。为了让高尔基给他念书，他甚至让别人替高尔基干活。船长太太借给斯穆雷一本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高尔基念到塔拉斯杀了儿子的地方，斯穆雷哭得泪流满面。他们还读了司各特的《艾凡赫》、菲尔丁的《汤姆·琼斯》，都是经典。不过读得最多的还是《荷马遗训》《炮兵札记》《害虫臭虫驱除法》《撒克逊劫后英雄路》之类。许多怎么也念不懂的话，小高尔基使劲从声音中体会其中的意思……他就是这样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再后来他靠文字为生，与读书永未分离。他的自传体小说《在人间》里，关于读书的故事最为动人，也最为有趣。

我是怎样读起书来的？“文革”初始时，我12岁半，青岛的中学红卫兵闹得不亦乐乎，学校图书馆被砸了，许多书被焚毁或送造纸厂化浆，连市图书馆也被“革命”了。一些年龄稍大的学生成麻袋地把书用自行车驮回家去，于是这些书就在同学中流传。我家住在市图书馆附近，也曾跟着学兄学姐们从砸碎玻璃的窗子进去，抱回一些书。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太小，在家没事，唯有读书，拿到什么读什么。回想起来，当时比“文革”前能够读到的书还多得多。最早有鲁迅的《坟》，长篇评书《武松》，还有《欧根·奥涅金》《血与沙》《女皇王冠上的钻石》《珍妮姑娘》……通过“地下”交换，16岁之前我已读了大多数中外文学经典。有一本在外地当兵的大哥的藏书《初升的太阳》，苏联纪实小说，讲述一位15岁就去世的小画家的故事，我读了十多遍，对我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正是在这本书里，我知道了屠格涅夫、达·芬奇、伦勃朗、列宾和苏里柯夫，引起了我对文学和绘画的极大兴趣。可以不夸张地说，我的人生是从这本书开始的。读书为我展现出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宽广的、迷人的世界，激发了我无限的想象，心里的充实、快乐、激昂乃至甜蜜的忧伤交织在一起，让我在那动乱年代里，在青岛这座小城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悄悄地知道了作为一个人和世界的种种奥秘。

那时读书，胃口很好，食量吓人，无论什么难懂偏僻的书都可以囫囵吞枣地读下去。比如两本描写苏联商业的小说，一为《店门大开》，一为《我们切身的事业》，竟也读得津津有味。现在想来，其实是借助那小说发挥自己的想象。我当时读的书很多是残缺不全的，《叶尔绍夫兄弟》就是这样，故事写到伤心至极的廖丽亚爬上铁梯打算跳入钢水自杀，结尾几页缺失，不知结果如何，让我惦记了许多年，想象了多种可能。这种伴随着读书产生的联想、想象和再造，是读书独有的魅力。文字表面上是抽象的，它既无具体形象、色彩，也无声响，但读者读的时候脑子里会出现一个个场面，因人而异，甚至完全不同。读书，就是与古人、智者、怪人等等对话，总是伴随着思索和激情。所以，读书对于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智力，有着无法言说的作用。这与如今的影视和图像阅读完全不同。

从幼年开始的读书会不知不觉间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读书人的岁月伴随着一本一本书。成年以后读书，首选作者，或选出版社，好的作者和出版社是我心目中的朋友。后来我进入出版社工作，深深体会到出版者对于读者的重要。我们常说“竭诚为读者服务”，但这个服务不是追随读者表面上的趣味，而要通过选择、加工、传播，主动地将好书推荐给读者，影响读者的阅读。如今全媒体出版潮声隆隆，许多人担心纸质出版的前景。其实，全媒体出版不过是制作发行方式的转变，作为出版者的选择、加工、传播的基本职责并没有变。正像纸张印刷发明以前，文字写在竹简上一样，纸张印刷术的发明不过使文字传播更为便捷而已。反之，在全媒体乃至自媒体出版情况下，阅读变得极为随意、无序，出版者选择、加工和推广的工作更为复杂、更为艰难，责任也更为严峻——这倒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

最近，政府和社会正在推动全民阅读活动，说明阅读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推动全民阅读，不能只是号召，其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具体的条件。比如，清明节放假，我居住的小区出现一长溜书摊，都是新书，80%以上是16开的“大全”，如《莫言小说大全》《每天一个好寓言大全集》《养生全书新编》等。作为出版人，我知道这些书是出版社与书商“合作”的产物；也有一部分正版图书，如路遥《平凡的世界》（三卷本）、二月河康雍乾三帝小说全集、《季羡林散文精选》等。问了问，竟然是论斤卖，一市斤12元。一位妇女拿了一套《平凡的世界》，一称2斤半，嫌贵，又放下了。过去，中国的出版物基本上是“定价销售”，市场秩序井然，可如今新书打折甚至论斤买卖。结果呢？就是知识和文化的贬值，就是图书市场的混乱——越便宜越没人买，越贬值越没人愿意或值得认真写作。我很担心“全民阅读”成为一句好听的空话。作为读书人和出版人，我希望，政府和行业切实研究、调控图书市场，为全民阅读打下一根结实的桩。

文/汪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