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历春节前，每家每户都会炸油条。金黄的油条，是属于童年时代跟母亲有关的记忆。每次假期结束要回到两千多公里以外的沿海城市前，我都会“预约”几根油条。带着它上路不仅是为了解馋，这金黄的油条已是母爱的一部分——闻着它，我总觉得自己还在家中，还在妈妈身边；吃着它，我似乎看见妈妈正一丝不苟地擀着面。更重要的是，那金色有乡愁的重量。

我老家在四川藏区阿坝索朗村。1958年以前，相对富裕的寺院每年大年初一，习惯给僧人发放三五根藏面油条作年货。那时，油条是由酥油或者手工打的少量菜籽油炸制。许是寺里的锅底面积很大，僧人手中的油条比平常油条要长许多也要厚许多。叔叔说，某种角度来看，这也寓意着宗教在藏民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如今这种传统习以成俗，被保留了下来。不过也有一些的改变：除了发放的油条数量更多了以外，日子宽裕的寺院属民还会给僧人布施糖果、饼干、饮料、水果等。

我那满腹文艺情怀的二叔总感慨，物质层面上，真是昔不如今。那时，菜籽油在藏区虽非稀世之宝，也算珍贵，所以大部分藏民都用陈年的、味道已经变得辛辣的酥油来炸油条。他们生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也只有春节才有机会吃上香喷喷的油条。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实行共产供销，一人仅分得四十斤麦子。那时阿坝县人食用的“藏面(土面)”远不如今天的白面精致。由于技术限制没今天的面粉机器，加工麦子的办法就是用石磨将未去麦皮的麦子磨碎。这种粗糙带壳的面粉就是“藏面”。六十年代一人一年仅能分得两斤酥油，八口之家总计十六斤酥油。“文革”期间，分到的酥油更少，只够小孩用作润手油，那香喷喷的油条只能藏在梦里。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包产到户前夕，每人一年已经能分五斤酥油。父亲回忆说，他十三岁那年，随队步行去约二百公里外的牧区，用农区酸菜叶子跟糌粑换牧民的酥油和奶渣。他记得自己成功换了半袋酥油半袋奶渣，然后迫不及待地将其驼在牦牛背上又步行回来。七十年代的春节，家里能炸五百根油条；八十年代能炸一千根油条。那时候穷，还没来得及吃开怀，才到大年初七，油条缸就空空如也了。有一年，奶奶一连几天都对着爷爷念叨：家里用了整整五斤酥油来炸油条。年轻一代的我们当然没有吃过那时的油条，但总会暗自猜想：即使是辛辣的陈年酥油，也应该是他们清贫童年里一抹难得的亮色吧。

如今，每年节前的活儿母亲都会参与。但是今年姐姐和嫂嫂却坚持让她只陪孙子玩耍。虽然家里有嫂嫂、姐姐和我可以分工干活——擀面、卷油条、炸油条，但是我身为老幺，从小偷懒度日，实际经验屈指可数，真是无脸滥竽充数。幸运的是，嫂嫂娘家貌美勤劳的弟媳主动请缨，一大早骑着电动摩托来家里帮忙了。她一边手脚麻利地跟嫂嫂伏在台前擀面，一边还同灶台前起火的姐姐轻松说笑，轻车熟路的样子，一点都不似我之前那样费心劳神。待到中午十二点两大桶和好的面已经成了一条条金黄的油条。在藏乡，油条的成色也是非常有讲究的。经验丰富的母亲说过，油条颜色的好坏直接预示着来年这家人的运势。

我小时候村里各家的媳妇儿为保证制作出的油条干净且成色漂亮，会将孩童赶到门外玩耍。我们都会急切地在楼下等着哪位贴心、漂亮的妈妈走到窗前，扔下几根用纸裹好的油条。或许是小孩子的错觉，我总是固执地认为那刚出锅的油条才是最最酥脆可口的，伴着“咔嚓、咔嚓”的咀嚼声，眯着眼或慢慢品味，或狼吞虎咽，嘴里还哼哼着：“哎！真好吃！”我敢肯定，即使是给我一座城堡，也绝不肯换那一刻的快乐和心动。

要细说油条的花样，也是有讲究的。在阿坝藏区，有两种油条比较普及。其一是名为“迪热”的油炸面块儿。在安多藏民旧时的习俗中，“迪热”有时也会被捏制成绵羊和蛇的样子。绵羊预示着吉祥如意。绵羊状的“迪热”一般都会放在客厅木质柱子的半腰小矮盘上，盘旋成圈的羊角就可以将来年的福气、财运统统转到自家来。蛇状的“迪热”则用来去除一年里的晦气。当然，形状复杂的“迪热”也会被家里的媳妇儿供奉在经堂里的菩萨前。

第二种花样是细长的油条。具体制作方法是把和好的面擀薄后，切成大概15厘米×5厘米的长方形，拿刀在中间划一下，然后拿起一角卷好，放到油里炸。旧时春节炸油条的时候，还会在油条两端盖上表示珍贵的图章。邻居家的爷爷曾笑嘻嘻地告诉我：“起初，油条上的图章还包括象征好运的八瑞相，即白伞、金鱼、宝瓶、妙莲、右旋白螺、吉祥结、胜利幢、金轮。”节日里，藏民会将油条放在刷着彩漆的木质器皿里，一排叠加在一排上面，堆得高高的，漂亮极了。

风还是一样地吹，花还是一样地开，太阳还是一样地升起，可是有些事情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如今已经不需要数油条根数了，且不用等到过年就可以吃油条了。春节前夕炸油条也只能称作一次传统的文化仪式，阿坝县藏民已经对固定的节俗不那么较真执守了。而我所担忧的是，那些作为个人的藏民所体现出的优雅、热情和欢乐，会在我们意识到欧美文化将全球扩散前就烟消云散或完全改变。谁敢否认，有关一小群人士怎样生活的描写，至今仍有甚至更具紧迫而现实的意义。

文/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