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济南新兵连的第一个周末，连队挤出半天宝贵时间让大家自由活动。意思是让大家洗衣，上服务社买生活必需品，当然还可以写信什么的。那时一个宿舍四个铁架床，上下八铺住着河南、山东、江苏和我们福建八位新兵。听到值班队长哨声通知后，我发现寝室一下安静下来，没有欢呼，没有叹气，八个人各自坐在床头上，拿出信纸和笔，以豆腐块形的被子为桌，盘腿坐在床上，开始写信。可能有女朋友的家伙会先写情书，他认为情书更重要；像我没女朋友的就写家书。

这一周太漫长，大家都头遭出远门，还被关在连撒尿都要打声报告的军营里，这恐怕比小孩断奶还难受。只有到部队才知道家的好，十八九岁正是脾气最锋芒的年龄，随时随地可以给人脸色，每个人都自由、独立。一到部队就全变了，每个人都不可能是独立的个体，都只是队列中的一个数字，像队列报数：1、2、3、4、5、6、7……每个人都只是操场上的一个点，他不能独立成行，更不能成方。行进有路线，队列有口号，吃饭还有歌声；迈同一条腿，摆同一只手；穿一样的服装，扎一样的腰带；铺一色白床单，叠同一个方形的被子，睡一样的铁床。吃一样的白米饭，啃一样的馒头，喝一样的小米粥。哨声一响，向同一个方向集中，站成一条直线，迈一样宽的步伐，每一个点都连着一整块神经。

部队就像栽树，从不同林中集中来不同的苗木，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按统一尺寸裁剪，重新栽成一片森林，并时时修剪它们。部队就是要把不同的螺丝硬拧到同一台机器上，变成铁板一块，变成铜墙铁壁；就是把不同材质放在同一个炉里炼出同一块铁，早已没有你我他了。这等于一次重塑，每个人都必须承受这重塑之痛。这种痛在紧张的训练中无暇抚摸，现在有时间了，大家都需要通过信笺打开一个缺口，把伤痛的脓汁导流出来。于是，一听到自由活动哨声，大家纷纷在信纸上抚摸自己的伤口。被堵一周了，一打开，一下泛滥。最先啜泣的是我下铺河南兄弟张宇宙，这家伙貌似高大，其实内心最脆弱。他还是父母一路送到部队来，父母离队那天就哭得死去活来。我朝下铺看他一眼，只见他眼泪像串线的屋檐水，一下把信纸给洇了。

悲伤会传染，河南、山东、江苏和我这个福建兵都哭了。

那时通讯不发达，没有长途电话，没有手机，更没有发达的网络QQ。我们都离家很远，哭声传不到家乡亲人的耳朵里。只有把哭声落在信纸上，再由邮递员一路小心输送，才会到达几千公里外的家乡，到达父母的耳朵里。其他兄弟的哭我说不清，我只知道自己为啥要哭，因我有很多话要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虽然以前上学不认真，但从小学到初中，咱也识了不少字，这些字如今不知跑到哪儿玩去了。我无法约束它们，让它们听我指挥，各自排列成行、成方，很快变成一个方阵，站在我信纸的每个空格上。看来是我自己失职，没有把老师给我的那些文字经过严格训练，未曾严格管教它们，以致它们一个个都成了散兵游勇，在脑海中满山放羊，甚至和我捉迷藏，到要集中它们时，我一个也召唤不回来。

我想起这一周来的感受，从闽南那偏僻小山沟，乘着解放牌汽车到县城武装部集合，之后我就陷入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包围圈中。长大后头回走出县界，到漳州火车站广场集合时，全市三百多号人坐在广场等车。记得那年三月的阳光很扎眼，一晃，我顿时觉得头晕目眩的。进站第一次看见火车，这长长的巨兽，开起来却非常平稳，带上我一路北上。我感觉火车速度比汽车快，它太快了，连沿途的小花小草都没看清。路边排列有序的绿化树好像沿途在向列车招手，向我们招手，但我一个都没看清。我坐在车厢靠窗的地方静静地发着低烧，连同村三位一块入伍同学都不知道。他们在同一节车厢与其他老乡战友谈天打牌，闹得火热。伟奇与志海是我们班长得最壮实的，他们胃口好，一上车就买烧鸡吃。车上一只烧鸡六块钱，他们口袋少说也有三五百块，够他俩把烧鸡从闽南一路吃到济南。

出发时我也有三五百元，那些都是亲朋好友给我的。父亲送我上车时，我看他佝偻的背，想到刚摔断腿不能来送行的母亲，就把口袋的钱几乎都给了父亲，只留八十元。武装部的人说：当兵不用带钱，到县城集中，从牙刷、挎包再到面包，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发，到部队后还有每月十八元津贴。出发到集镇买块手表后，口袋还剩三十六元，我口袋够买六只烧鸡。我怀疑那酱色的烧鸡不好吃。我怀疑眼泪是否有欺骗性。在县城武装部集中出发前，我们这批前往济南的共有七十六人，加上前来送行的亲友有两三百号人，哭成一片。伟奇和志海乡下出发时就哭得一塌糊涂，那时我没哭，见父亲消失在视线外时心很酸，眼圈红了一下；在县城看他们哭，我把脸别过去不看他们，不哭；后来欢送的锣鼓声一响，这群体的哭声，像那送别的鞭炮，一下全炸开了，声音超过了锣鼓声，压过了鞭炮声，我依然没哭。只是后来上车后，我发现大哥在车窗外很凄惶，他找不到自己弟弟，无法和自己弟弟挥手告别。他的弟弟个子最小，体检时比规定的九十斤体重还差半斤，身高距一米六还差几毫米，一下被淹没在人堆里。他找不到我，我看他的眼神焦虑、惊慌，尽管个把月前我们兄弟还打了一架，看他这么焦急地想和我挥手，我擦了一下眼睛，有泪。但大哥没看见我，隔着玻璃他没找到自己弱小的弟弟，他被淹没在人堆中。我朝大哥挥手，他也没看见。车子没走出多远，车内就开始有说有笑了，刚才哭得最狠的那个瘦高个竟第一个笑出声来，使我怀疑他们刚才的哭的真假。到漳州上了火车，他们没有一个不开心的样子。

这一周来有太多的新鲜事，火车、长江、小米粥……太多的平生第一所见所感，但我无从把它们表达在信纸上，寄给闽南小山沟的亲人。我不能说自己一路低烧到济南，也不愿说我在车内朝大哥挥过手，更不能说第一次忘请假去服务社回来后，被队长踹了一脚，而那些不咸不淡的话又找不到对应的文字来说。

第一次写家书就碰上难题，眼泪洇湿了好几张信纸，却一个字也写不出。倒是住我隔壁上铺的山东兄弟王老虎，他人实在，他用那粗糙的手抹了一把泪后，开始往信纸上说话。他，人不高，阔脸，奇黑，肩宽，背厚，稍有罗圈腿，一看就是干惯农活的人。我看他写信像挖地，一横一撇用十足的劲，信纸上的字却歪歪扭扭：

爹、娘：

ǎn（他俺字不会写）好。15日到部队，从早到晚，站一站，走一走，有白莫（馍）吃，喝小米弱（粥）。别念ǎn……

偷看了老虎兄弟的信后，心里好受不少，也知道信该怎么写了。

文/黄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