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晶

文物界著名专家谢辰生，今年九十三岁了，在文博部门工作有年头、与他熟悉的非官方人士都敬重地称呼他“谢公”。前几年编撰《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的李经国先生，给我来电话，询问有没有收藏谢辰生顾问（国家文物局顾问）的信札，我记得有的，李经国先生就约我写一文字稿。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凡“越级”向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反映或报告工作的信，都能得到复示，这些信件想必还有些。但把收藏书信的两个抽屉都翻遍，只找到另外两位文物局领导陈滋德和黄景略的信，未找出谢公的信札，心里十分懊恼。缘何对以往并未接触过的李经国先生不假思索地称有谢公的信呢？那是因为我记忆中确实有一层很深切的印象。有这样一桩故事：“文革”时，我在常州市博物馆整理清查一麻袋清代和近现代名人信札中，发现几封严复的信札。严复曾是“筹安会”成员，为袁世凯所重，但这批书信内容却是言辞激烈地反对袁世凯复辟，我顿生疑窦。当即用方格稿纸抄写后，寄给重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这本书最早中译本《天演论》乃出严复之手）的周明镇先生。周先生看后很重视，把这批信件资料转给文物局王冶秋局长，而冶秋局长又送往正住在医院的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处。1975年4月，我在单位接到谢辰生副处长打来电话，告知中央首长要看严复信札原件，须立即派人坐飞机送京。周总理在病中研究这批信札后，发现一些疑迹，让专家鉴定。此后，我们单位接国家文物局函告，这些信件经多方考证，并非严复真迹。差不多同时，谢公也有一信给我，告知鉴定报告及原件已发公函退还常州市博物馆。他是体谅到基层干部的难处，且为释负，我非常感激。而这封信，当时有可能是一并交给单位领导了。（按：1977年10月，我在南京参加学术会议遇谢公，我本想当面检讨我的过错，而谢公说“这桩事也可一分为二，这批存伪的严复信札，引起周总理回忆杨度晚年秘密入党……”见拙文《严复信札存伪与杨度晚节正名》，文汇报“笔会”2002年6月4日。）

我把信件内容和未能找到的原因答复了向我征询谢公书札的李经国先生。时隔不久，事有转机，在我的旧书夹所藏的一批信件中，发现了谢公1986年2月、1987年3月复我的两封信札。我即将原件、内容加注后寄交李经国先生（制成电子文件后原件已返还给我），其中一信上写：“我近来甚忙碌，刚从安阳返京，即又去西安、转郑州，后日可回京。在西安得见汉未央宫发现骨简计三万余片，年号从汉武帝开始可以排至新莽，可谓继居延汉简之后一大发现”。这封信还是出差途经郑州时，托郑州博物馆贾峨先生代寄的，贾先生附信称：“顾问托我把致您的信代寄给您，请查收，昨晚辰生同志已返京……”谢公时年已过六十五岁，他怀着文博事业的责任感，不辞辛劳地工作着。至今他仍然是文物事业执著的守望者。

我认识谢公算起来已半个多世纪了。那时我大学刚毕业不久，分配在济南市博物馆工作，适逢山东省文物工作队与济南市博物馆联合发掘山东宁阳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新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国家文物局领导十分关注，组织调拨大汶口遗址发掘的133座墓葬中的4座墓葬器物晋京，入选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的展品。1960年初又协调部分文物入京，让中央负责文物工作的领导过目并请社科院专家鉴定。我有幸随从一起到文物局，当时，我完全是一个没有阅历的年青人，记得那次见到的文物局干部有陈滋德处长、谢元璐先生、谢辰生秘书。二谢被分别称为“老谢”、“小谢”。陈处长显得较有气派，衣着也较挺括，办事干练，快人快语，外向型。而谢秘书给我印象为一介书生，穿褪色已旧的棉制服，却也干净利落，说话糯笃笃，朴实无华。后来我一直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是最基层的文物工作者，与谢公接触机会虽不多，而五十年来每见到他，感觉朴实无华依然是他人生的主色调。

谢公自律、低调，也常遭遇某种“怠慢”，这里有两个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有一次开全国性中国古代丝织品研究讨论会，选址扬州。会议开始后，各地代表纷纷反映扬州对外交通不便，返程的机票、火车票都不予订票，而当时常州新辟机场，又在铁路线上，所以在扬州开了两天会后决定搬到常州白荡宾馆继续会议。谢公由南京博物院考古部邹厚本陪同先行，渡江后又转火车到常州，事先也给常州市文化局打过招呼。但到了常州火车站却无人接应，邹厚本与谢公商量，先来找我。两人坐三轮车到市博物馆已是中午一时多了，我忙陪他们到附近小饭店，上一荤一素一汤，请他们吃饭，花费不满五元。谢公乐哈哈地说，“欠你一顿饭，将来你到北京时还请”。事后我问常州市文化局为何“怠慢”不接，回称：没有省文化局通知，不好安排。好在谢公从不“摆谱”，没接站，他正好乐得清静。

他还告诉我，有一次去新疆克孜尔千佛洞检查文物保护工作，已到午饭时间，只听院子里嚷嚷厨房里做菜的油已没有了。他明白那是故意放话赶他走，他立即声明不用待饭，自己空着肚子坐车在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回招待所。

谢公是常州人，对于家乡优秀文化传统及丰厚的历史文物，他当然非常熟悉并怀有深厚的感情。“文革”之前，我调离济南市博物馆到常州市博物馆工作，调动之前去北京出差时，在文物局见到陈、谢二位。谢公要我到常州后，安排时间对淹城古遗址多做一些调查工作，告诉我早在三十年代卫聚贤、陈志良等考古者就在淹城开展调查；1957年南京博物院在淹城发掘出土独木舟、青铜器等，并陈列在历博。他让我仔细看看这批文物，认为淹城是有重要价值的城址。陈滋德处长也告诉我，越南也有一处三重城墙的古城遗址，但时代较晚，可能汉代以后，范围也没有淹城大，但保存得较好。让我调查后向地方文物部门汇报，也可以写信向他们反映。几十年来，我时常想到这次见面，我在基层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听到过上级文化局领导以至省厅管文物工作的处长、局长能对一个基层工作者作这样的专业指导，也没有看到他们如此热情满怀地对待基层文博工作者。

常州淹城遗址已于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前谢公还亲自对淹城进行踏勘，考察得非常仔细。我陪他同往，就在淹城遗址城内的生产小队用简单午餐。临离开前，有位文物干部提了一个容量五升的塑料桶，装满了汲自淹城古城河里的水，称：没有什么礼物可送，请谢公带上一桶家乡水。这应该算最富感情色彩的质朴礼物了，我建议谢公回招待所后，装一小瓶随身带回北京，也算带上了古城的水，浸润了故乡的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常州市为加快城市建设，许多文化踪迹被涤荡。谢公严肃地指责了这种破坏历史文化的“败家子”行为。2002年常州市唯一的一座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的古典园林——近园将被改制为私企的常州宾馆侵吞，后者还将拆除紧靠古典园林保护范围内的古宅。常州市退休的文管会人员及有识之士，向上级要求保护制止，谏而未果，写信向年事已高的国家文物局谢辰生顾问反映。谢公刚从外地返京，到家已是午夜，看信后不顾疲乏，立即打电话给反映情况的当事人，表明他当尽一切可能保护这座古典园林，并提出不准宾馆占有，要还园于民，保护性地对民众开放。为此事他一直找到当时已由江苏调至中央的李源潮部长才得以解决（见《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232—237页）。

六十多年来，谢公用赤子胸怀奉献文物事业，国家授予他“文物保护终身成就奖”实在是众望所归。作为一名已退休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我深深地向谢公致崇高敬意，谢公对文物事业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