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主人再也撑不起主人的架子感觉却丝毫不肯收缩、仆人反仆为主却不知如何向主人宣布的时刻。如果是人生，那是最后一个转折点；如果是历史，那是一个章节的结束，百年或千年的。

我曾在巴黎七区一栋布尔乔亚上层聚集的老楼住过几年，楼高六层，顶层是佣人间，佣人间的特点是洗浴和排泄都是公用空间。区分大布尔乔亚公寓和小布尔乔亚套房的标志，就是佣人有没有专用空间，所谓“专用”，其实是与主人隔离，从大堂进去环抱老式橡木电梯、铺着红地毯、一溜锃亮黄铜扶手的旋转楼梯，佣人是不走的。我住在二层，每层两户。我没有仆人，扔垃圾只得自己借道厨房通向内院的佣人楼梯，就这样时常撞见对门的黑女佣。

这女人长足长臂、丰胸高臀，配着一张全力向外奔突随时随地在赌气的脸。那些扩张的、每个拐角都超出正常比例的线条，让人感到生之本能最强烈的就是这种族，生是纯粹的生，不带花招的，生物般的直线和执拗。四十到六十岁的黑女人时常让人辨不出年龄，同一年龄段的白种女人越是浅眼淡发的北方种，越是被时间出卖，好像到哪里都有公平买卖。大概都是有色人种吧，虽是在狭窄的佣人楼梯上撞面，一回生二回也就熟了。她告诉我自己叫阿碧，塞内加尔人。我问她怎么不带一点口音，她说十二岁就跟了汉娜，我这时才知道那个时常被她用轮椅推到三月广场晒太阳的老夫人叫汉娜。

有一天，我出了电梯，就见她从厚重的两扇门里伸出头，朝我招手。我就这么进了汉娜的寓所。女主人进了医院，中风后厌食加狂郁，阿碧回来取东西，叫我进去坐一会，用薄胎金边瓷杯泡了茶，俨然是房子的主人。放在错金桃花心木细足茶几上的粉彩茶壶居然是清咸丰年的御制。这套房比我那套大得多，朝向也好，雕梁画栋，衰败了都有一股子褪不掉的雍容华贵。客厅有两进，似连又分，一边是波邦王朝的遗风，那几件嵌金镶银的扶手椅和立柜让人明白十八世纪以后精细到世间好像没有尽头的手工就逃离了人间；一边是线条少到一个细节都拿不掉的明代家具，掺杂着螺钿镶嵌屏风、雕漆花几，一尊铜制鎏金的佛像边上摆着象牙雕的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个满面遁世的宁静，一个一脸逃不掉的苦痛。墙上有两帧中国古代工笔画，一幅仕女赏花，一幅江翁垂钓，丝绢都已泛出淡淡的酱色，与大大小小、错落有致占了大半墙体的西洋肖像画，另构成了意味无比的画幅，仿佛千年文明的拥有者和偷窃者跨越时境的幽会。

女主人就在那一群像的中间，栗色盘起的头发，下巴微微抬起，灰绿色大眼睛略微朝下，似在注视画面外一件匍匐在她脚下的东西。挺直的上身着一件绿绸碎花衬衫，花式是六十年代殖民地上等白人爱穿的带一点土著“拙”味的纹样。已经没有什么能将画像上的女人与轮椅上的老太太勾连在一起了，除了纹丝不乱的头发和一脸聪明女人的面具——傲慢，只有那玩意拒绝了时间的俘获。时间的角色时常是在这时候演到极致的，让人觉得什么都不需要再加再减，客串的全都不必，就让它独自演到底，就是那出叫“人生”的戏。

画像外面的人第一问题就是：她在看什么呢？她的左上角是一幅大肖像画，贴金水波纹画框下方有一行字：西非远征军少将阿尔诺·德维利埃。“汉娜的曾祖。”阿碧指点着。右下角画着一个红发钩鼻、持猎枪站立的男人，一头被击中的母狮的头颅露出画像的一角。狩猎者是汉娜的丈夫盐业大亨菲利浦。在她的左侧彩色忽然消失了，突兀地挂着一帧素框黑白照片，仿佛那个浓彩重墨的时代慢慢地褪了颜色，所有攀附其上的力量一点点松弛，露出本色。那是个头发如风中蓬草的年轻人，敞着像是军服的衬衫领口，坐在独木舟上，手松开桨，回眸朝着镜头微笑。照片右下角有四个阿拉伯数字：1973。

镜头外面的那个人是谁呢？阿碧匆匆要走，我也就像刚浏览了一出人生剧的演员表，便离了场。

幕布这一拉上便是许久，直到一个暴雨的晚上，阿碧敲门，旋风似的转进来，嘴上嘟囔着：“这女人疯了！”见过汉娜那张肖像画的我，几乎无须她再补充什么，便想象出了场景。那是主人再也撑不起主人的架子感觉却丝毫不肯收缩、仆人反仆为主却不知如何向主人宣布的时刻。如果是人生，那是最后一个转折点；如果是历史，那是一个章节的结束，百年或千年的。

听下来，疯倒是没疯，只是越作死，死亡越是逃得远远的，好似那无所不能的“债主”要惩罚她活下去，毫无目的地活下去。

汉娜的故事看上去会有很多种收尾，“债主”你是左右不了的。然而不管情节怎么变化，收尾的那条线是早就埋下了，人生的骰子翻滚起来无拘无束，却逃不出早就刻印在上面的命数，只是数字大小的问题，有的人从大数字到小数字跌宕起伏。我依稀感觉1973年是个转折点。

其后的日子，对面有了两个变化：汉娜没有再被轮椅推出来；佣人楼梯上多了一个非裔男人的身影，人高马大，比阿碧略显年轻。我后来知道，那是阿碧的第二任丈夫马加布，来做帮手的，汉娜已沉卧不起。

自与汉娜作了邻居，我这是头一次看见对面又住进一个人。身上带着洋葱味的马加布也很难让人不留意，尽管是从内院佣人楼梯上来，但那一身膘肉不光跟衣衫搏斗着要冲出来，连他脚下金属的旋转楼梯都为之呻吟。他来后，阿碧似乎也不再顾忌主人在不在场，邀我去喝茶。我于是正式认识了马加布，他有浓重的非洲口音，是阿碧的同乡，靠着与阿碧的一纸婚姻摆脱了非法偷渡客的身份。马加布刚来时住在顶层阿碧空下的佣人间，但叫我喝茶时，局面似已改变，那小房间住进了阿碧与前夫生的女儿。我在佣人楼梯上撞见过她，二十多岁的样子，与阿碧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钢丝卷一样的头发在脑后束成一个鬏，耳朵上总是挂着耳机。

我们还是坐在那间客厅里，陈设依旧，只是离象牙十字架不远的地方，新添了一个像是伊斯兰经文的摆设，绿底金字，似图又似文，女人手袋大小，挤在面无表情的佛像和满面愁容的耶稣之间。只这一件添置物，就把上次这半壁客厅给我的古远中国的错觉抹得一干二净。我惊讶于走进来就跟前次汉娜不在一样，女主人无声无息不知在里面哪间卧室里。阿碧跑前走后把马加布介绍给我，甚至都没有放轻说话声。我则有些不安，毕竟主人在，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存在。

马加布硕大的身躯挤进其中一件细足纤臂的明式扶手椅里，那虎背熊腰愈衬出老木材的单薄，我心不免跳快了几拍，担心数百年的精巧毁于一旦。阿碧端出一细金錾花银盘，上面每块巧克力都沾着金箔，配上前清官窑的寿桃云纹茶具，令我蓦然感觉被虚构的真实包围。

见我不自在的样子，阿碧告诉我汉娜一天大部分时间昏睡不醒，意思是那存在已不再能作用这屋这人和这些物品。说毕她又站起来去里面取什么东西，很快一个小相框经马加布厚厚的大手递给我：一个发育过于充分看不出实际年龄的黑女孩站在一匹白马的尾部，马上坐着头微侧向镜头、面色苍白而冷峻的女人。

“1974年，我刚被领进汉娜家，我是孤儿。”

马上的女人毋庸置疑是汉娜，不管被置于什么样的视线下，她的眼神是不变的——如尖刀一般刺向你又逼得你不敢收紧那距离。而相机捉住的一刹那丝毫显露不出人生骰子的颠荡和瞬间给出的数字。汉娜的命运果然在1973年有一个急转弯。那一年她44岁，在法国大使官邸举办的国庆舞会上，与新调防塞内加尔的法军上尉德罗什展开了一段似真还幻的恋情。德罗什——就是墙上的那个黑白影像。姓氏前冠以“德”意味着家族有贵族血统，旧王朝贵族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唯独在军中保存了一条血脉。梅开二度的爱欲比小姑娘的浓稠，诱惑和支配驾驭着本能，比脱缰的马跑得急。那年底，上尉跟菲利浦和后者的几个同伴去猎豹，数天后尸体与一头死豹一起被运回。警方介入调查，结案是误杀，且子弹并非出自菲利浦的枪口。这起事件在达喀尔小小的白种上流社会闹得沸沸扬扬，没人相信那颗子弹不长眼。一年以后菲利浦在离庄园不远的玫瑰湖用猎枪自杀，也没人相信那子弹的出处。这两颗子弹不光终结了汉娜人生的粉红色，也似乎为一百多年殖民黄金时代最后划上的句号找到了该落笔的时间和章节。1975年，汉娜卖掉庄园返回法国。

“她自始至终就没有习惯这里，她是在那边长大的。她把我和老奶妈巴巴布带过来，巴巴布死了好些年了。”阿碧说着把那张她十二岁的照片又拿过去，望着相框的表情不可捉摸，不知是庆幸还是遗憾自己与命运一起挤在这巴掌大的相纸上。

玫瑰湖是西非一个其咸无比的盐湖，水是粉红色的，那是生存其中、繁殖茂盛的嗜盐菌的色彩。

文/边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