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之

　　这是黄宗英1942年主演话剧《甜姐儿》的剧照。黄宗英是《文汇报》的老朋友、老作者，早在1946年她才20岁出头，就在《文汇报》上连载了散文随笔《寒窗走笔》。

　　床头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笑容可掬的小动物、小布娃娃;小桌子上堆着她在看的书;一张靠背椅，一张床，这就是九秩黄宗英全部的活动空间。由于行动不便，我每次去看她，她都是静静地坐在靠床的椅上，或看书，或在养神，她那静穆、安详的形象，无论如何与舞台上骑马扬鞭、英姿飒爽的“甜姐儿”以及当年登山涉水的“属云的人”联系不起来。

　　2013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我再次去医院看望黄宗英大姐，带着一条大红格子围巾，尾端下坠四只红色的绒毛球。我知道她喜欢红色。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去看她，她指着我脖子上的一条红格子围巾说：“你这条围巾能不能送我?”我说：“当然可以!”我解下围巾递给她，我爱人将它围在老人的脖子上，她笑了。我感到幸运。

　　此次，也是我爱人将挂有绒毛球的围巾给老人围上，并对她说：“如果您不喜欢这四只绒毛球，可以随时解开的。”老人笑着连连说：“喜欢，喜欢!”我跟她说：“再过十几个小时，您就是九十岁了。”她开心地说：“是的，是的!”说着，老人从旁边的桌子上拿出一张照片给我们看：“这是我二姐，今年一百岁。在天津。”我看照片上的老人，笑逐颜开，手上捧着一只彩色气球在玩。我跟她说：“您健康地一百岁没问题。”老人像一个小孩似的，丰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人们称老人为“老小孩”，在我看来，九十高龄的黄宗英大姐就是这样一位可爱的“老小孩”。

　　“老小孩”有令她骄傲、充满向往的豆蔻年华。六年前，我在编《永安文丛》的时候，在一百多期的《永安月刊》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张黄宗英的彩色封面照，那是她的成名作、话剧《甜姐儿》的剧照：一身夹克皮装、长靴，手握马鞭，英姿勃发。我请朋友将这张剧照放大，配了镜框送给她，她很高兴，将它放在病房的窗台上。她说她自己也没有这张照片了，在一旁的姜金城兄(《黄宗英画传》一书作者)也说他编黄宗英画传多年，也没见过这张珍贵的照片呢。黄宗英向我回忆说：“《甜姐儿》是我的第一部舞台剧，也是我的成名作，拍这张照片时大约才十八岁光景，那时永安公司常用大客车拉着明星们去他们的照相馆拍照。”那时为《永安月刊》拍封面照的明星云集，有白杨、上官云珠、童芷苓、周璇、陈云裳、蒋天流、龚秋霞、秦怡等上百位。

　　《甜姐儿》在卡尔登剧场(原址在大光明电影院边邻的黄河路上，后改名长江剧场，现已拆除)上演了好长一段时间，轰动一时，几年下来总计上百场。她的一身马装成了当年时髦女子追逐的时尚，有的富家女子带着裁缝师拿了量衣的皮尺子来量她的戏装。住在剧场对面的弄堂里的一位小女孩(她至今还记得那位小姑娘的称呼，叫蓁蓁)受她奶奶之托提着搪瓷多屉饭盒，里面装着腌笃鲜汤、百叶包肉、青菜和米饭，送给黄宗英。小姑娘说，奶奶和爸爸要请她今后到她家去吃饭，隔一条马路，不卸装也能去的。那天以后，小姑娘天天要来拉黄宗英到她家去吃饭。“老奶奶总是把粉蒸肉、火腿干丝塞到我的碗里，还念叨：怪不得人介瘦，年纪轻轻的不正常吃饭哪能行呢?”黄宗英至今还不忘这热情的一家人。黄宗英俊美的舞台形象也吸引了众多上海男子，每天晚上演出结束，总有年轻男子来剧场后门等她，有的是要一睹明星的风采，有的是约吃夜宵，还少不了阔少、“小开”开着车要来接她出去……黄宗英回忆起青春岁月的这一幕，总是羞涩而甜美地一笑：“那时候自己年轻，真是把我吓煞脱了!”

　　黄宗英15岁随大哥黄宗江来上海演话剧，当年就与电影公司签下了第一份电影合同，以后几年的岁月里出演了众所周知、脍炙人口的电影《家》《丽人行》《幸福狂想曲》《乌鸦与麻雀》《街头巷尾》《鸡鸣早看天》等，成为与白杨、秦怡、上官云珠等一代明星齐名的杰出的表演艺术家。

　　黄宗英不仅以她出色的银幕形象长留在观众印象中，她还以她隽永的文字、众多的文学作品留给广大读者与文坛。她是《文汇报》的老朋友、老作者，早在1946年她才20岁出头，就在《文汇报》上连载了散文随笔《寒窗走笔》，赢得读者;她创作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小木屋》《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散文集《星》《桔》等等传颂一时。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文汇月刊》任职，有一天，她对我说：“你能不能跟你的领导谈谈，给我一张‘文汇报特约记者证’，并给我报销写报告文学的旅费，你试试看。”我回报社后立刻向当时负责采访的副总编辑陆灏同志作了汇报，他一口答应，并跟我说她写的稿子要给《文汇报》，黄宗英也是一口答应。她当时的月工资是230元，在那时虽不算低，但要跑边疆采访旅费是吃不消的，那年月，光从上海到北京的一张软卧就要96元。三十多年前，她自认为自己才50岁出头，经过自我要求改造的下乡劳动与在采访徐凤翔的那些日子里，她只坐硬卧，她用契诃夫的话自勉自己：作家要坐三等车。到了外省不去找省委，自己找一个普通招待所住下。没有浴室，大热天，男住客们都是穿着短裤衩在院子里冲洗的，而黄宗英则用她自己的话说“只能冲进短裤衩阵接一盆冷水，回到屋里从头到尾洗个遍。”上路歇脚，有时饿了，就买两个甜瓜一磕，啃了，解渴又解饿。在高原采访途中她给我的一封信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我们找不到车，按原计划是乘车走川藏路北线过雀儿山(经昌都)往成都，全程1800多公里，在波密海拔2700米，如今已到冬令，早晚气候都在零度以下，室内结冰，更不要说海拔4000-5000米的山头了……我是很想亲身体验1800多公里的险路(600多公里也要过高高的色喜拉山，海拔4700米吧?)既然很多干部和群众都要走这条路!……不与群众同甘苦，是难以理解时代、人民、现状的。我的任务，我想不仅仅是交一两篇文章。”她在信中还向我披露了札木中学一位援藏教师不久前遇险身亡的事。说实话，我当时看了她的这封信是倒吸了一口气的!一个年过半百的女性，竟要冒这样的险，去采访、探索一种精神，她的行动本身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与精神。此次她要去采访、写作的，就是她后来发表在《文汇月刊》上的那篇著名报告文学、书写高山森林生态专家徐凤翔事迹的《小木屋》，此篇报告文学发表后立即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多家权威报刊都作了转载，并获得了“文革”结束后中国新时期第一届优秀报告文学奖，我也借光得了个优秀编辑奖，赴京参加了授奖大会。

　　对于这段经历，黄宗英对《文汇报》充满了感激。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那时候，记者证可管用啦，火车票紧张，记者证不用排队。记者证也避免我自己变成采访对象。我对《文汇报》铭心感激。”

　　九十高龄的“老小孩”有一颗晶莹纯洁的爱心。“老小孩”酷爱“小小孩”。黄宗英曾担任过上海剧影协会福利部副部长，又兼任协会托儿所所长。有爱心的人必有童心。也许是年迈了，她的这颗童心更显炽热。近年来，我也常带小孙子和一些照片去给她看，她的快乐与喜悦之情毫无掩饰地表露在她那灿烂的笑容中，连连说：“好白相，好白相!”……爱的光环、对人生美好事物的留恋，使我感慨不已!我想：这种爱，绝不是对一个人的，是善良的人类共性的透亮呈现，这种出自天性的爱，只不过是到了人生的黄昏，他(她)对生命、对一切人间美好的事物的眷恋之情更真切、更浓烈罢。

　　黄宗英不仅是一位才艺出众的艺术家，也是一位正直、有良知的作家。1983年自我采访黄宗英在蛇口的“都乐书屋”起，到上海她的淮海路家，三十多年来，因为工作关系，我与她多有接触、交谈，在我的印象中有两件事她始终坚持着她的正直、正确的见解：一是对赵丹艺术上的不公，从被赵丹称之为“艺术史上一大惨痛的遭遇”(见赵丹：《银幕形象创造》一书)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始，到不让赵丹演鲁迅、周恩来等，直至对他临终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的批判。我明白，她的这种长积于胸的块垒绝不仅仅是因赵丹个人的。赵丹与黄宗英都是在旧上海国统区从事革命文化事业的进步青年，他们向往进步、向往新中国，电影《乌鸦与麻雀》《武训传》几乎同时在建国前夕创作的，作品的揭露黑暗、讴歌良知的进步性是无可争议的。《武训传》是在1948年躲着国民党特务的审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筹备的，第二年，受周恩来“要演活武训精神”的指示，导演孙瑜及赵丹等全体演职人员夜以继日，在资金短缺等多种困难的条件下，终于合力完成。电影在建国后公演，在全国的观众与报刊舆论中获得了极好的评价(公演前四天在中南海放映，也受到了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赞扬)。可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1951年《武训传》却受到了全国性的批判，这不是对于向往光明与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的当头棒喝么?他们疑窦重重，百思不解，总是怀疑自己错了。至于对赵丹“临终遗言”的批判，她更是耿耿于怀。所以她对巴金在《随想录》中肯定赵丹的文章表示是由衷的感激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事实证明：黄宗英的坚持是对的(1986年国务院下文为《武训传》恢复名誉);二是她在12年前，以负责任的态度写下了在文化界、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我在现场——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见李辉主编《大象人物自述丛书·黄宗英自述》一书·大象出版社)，以唯一在世的见证人写下了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问话时对鲁迅的评介，对已发表与出版的不精准的表述，作了纠正。

　　黄宗英从十六岁演出话剧《甜姐儿》轰动上海滩起步，她的演艺、笔耕生涯已经走过了整整七十四个春秋，今年7月13日是她九十岁生日。在此，衷心祝愿这位《文汇报》的老朋友、老作者、我尊敬的前辈生日快乐、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