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知名画家、篆刻家刘伯年先生，是我学篆刻的恩师，转眼去世二十多年了。我常常想起他，也想起早年沉迷篆刻的时光。

我小时住在镇江外祖母家，从小学读到中学，认识了常达时兄。他比我稍长，写得一手好字，还能刻印章，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于是也跟着胡乱刻些石章。1962年我在镇江高中毕业，当年未考取大学，便来沪回到父母身边复习功课。外祖父严惠宇，虽为企业家，却雅好传统书画，曾开设“云起楼”，收藏了大量古代字画，其中许多精品先后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镇江博物馆。当时，他常住上海，我去看望老人的同时，又有机会欣赏他收藏的文物，这是我失学时期的一大愉悦。有一天，外祖父对我说，介绍一个人，你可向他学刻印。此人便是刘伯年。

从我家乌鲁木齐南路骑自行车穿行几条马路，第一次来到高邮路5弄9号的刘宅。当时，先生因莫名其妙的“历史问题”而受到“管制”，住在“亭子间”，床边即书桌，案头堆满书画印章及有关工具，十分拥挤，转不开身。但先生侃侃而谈，潇洒自如，虽身处斗室而不以为羁。看了我带去的习作，先生指点道，刻印最要紧的是从汉印入手，才是正道。一味学某派某家，则是舍本逐末，搞不好只能学得小家气息。说着说着，取出我刻的一方印，拿起刀来，咔咔几下，把原来我小心翼翼刻出来的刀痕削得笔挺，并说：“这才见刀，当然还要有笔意，要形神兼备。”而后赠我汉印印谱及刻刀，嘱我去南京东路的荣宝斋（后来恢复“朵云轩”之名）购青田石，临摹汉印。我一一照办，此后经常登门，先生不吝赐教，我算是入了治印之门。

后来，外祖父还介绍我认识在上海的吴仲坰先生，多次请教篆刻之道，我得以转益多师。吴是李尹桑弟子，曾有《餐霞阁印稿》行世，不乏精彩之作。晚年受王福庵影响，刻印工整平实，全然不同于吴昌硕一派的面目。吴先生是谦谦君子，不善言辞，没有刘先生那样的感染力。

1963年我考入扬州苏北农学院后，读书之余，刻印不断，每有新作，必寄刘伯年先生，先生也必有回函，或批或改。两年后，先生告诉外祖父，说我的印已刻得不错，可荐名师。外祖父因此将我钤印在连史纸上的一些印样，寄给北京中国画院的陈半丁先生。半丁老人很快回函，对我赞誉有加：“对此道中是一位极难得之聪明特顶优秀人才，余生平九十余年第一遭所得闻之青年。”对半丁老人的褒奖，闻者皆喜，外祖父和先生最为高兴。此后，我与半丁老人的书信往来直至“文革”爆发才中断。我将半丁老人的手书全部收藏起来，刘先生特刻“承平藏简”朱文长方印，加盖信笺之上。

半丁老人1970年弃世，我作为入室弟子却未曾谋面，是一大憾。半丁老人名年，先生名伯年，二人均有一“年”字，1974年，我刻印“双年禅室”一方，以资怀念。

在扬州读书期间，我先后结识了蔡巨川、孙龙父、桑宝松、魏之祯诸印家，而后又从马千里、蒋永义等游。桑宝松为人谦和，承上启下，为扬州印坛领袖。交流切磋，篆刻甚勤，一时陶醉于斯。1968年底终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省东海县，到县城第二天就去了生产队，入住农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值“左”道盛行，身入穷乡，一无所有。物资匮乏，精神贫困，气氛压抑。等一切安顿，一个月后到镇江外祖母处过春节时才给刘先生写信。回东海农村后即收到复信及一画，墨竹数竿，同时附诗一首，诗中有“道路阻虽长，良会必可期。砍取一丛竹，寄尔平安枝”数句，我展读再三，快慰异常。

1974至1975年间，是我学习篆刻的又一高潮。其时，从农村回扬州母校进修，得以与扬州印友频频相聚，同时得先生书信亦多。先生那时尚未恢复行动自由，写信往往用其小儿子“尚同”之名，交往受限，更不用说享誉画坛。“满斛明珠无处卖”，患难困顿之际，视我等为知音。

我妹承忠，在赴美之前亦投先生为师，既学作画，又学裱画。1974年我儿出生，次年师徒合笔为其作画像，先生又刻“承平大喜”一印相赠，爱屋及乌，于此可见。

恢复高考后，1978年我到南京就读研究生，1981年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攻博，先生也在1982年获得平反，迁居安福路，生活条件稍好于从前。1984年我回国探亲，时值虚岁四十，前去拜访先生，先生欣然为我题写篆书“不惑”二字，笔走龙蛇，大气磅礴。

我从德国博士毕业后即回南京农大任教，从此忙于教学、科研，与治印之道渐远，但对于过去的习印经历，则须臾不敢忘。我历年收集先生印拓颇多，辑为十册，虽历经坎坷，未曾丢失，弥足珍贵。1987年先生八十五岁时出版的《今是楼艺概》所载印作，许多都出自我当年的收藏。

我虽得先生厚爱，悉心指导，然篆刻已经荒疏，旧梦无以重温。追思无限，感慨有加，因作诗记之：“百年人世隙飞骖，长忆当时金石谭。抱朴秦章弹指凿，传神汉印铁毫探。写真摹古功夫厚，守拙翻新气韵酣。昔日后生今已老，堂前再拜上禅参？”

文/陆承平（作者系著名兽医学专家，图为刘伯年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