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整体低迷的2016年底，86岁的老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推出了新作《萨利机长》。作为一个有干预现实野心的创作者，他在面对让他失望的美国社会现状时，把主题落实到：一个人只有在现实世界的具体情境中作出选择，他才可以成为“英雄”，英雄既是具体的，也是琐细的。

——编者

从两个事情说起。

我看完《萨利机长》，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都说这个片子“剧本好，导演好”。有朋友要求加一句“表演也好”，我知道他们指的是男主角汤姆·汉克斯的表演。更准确地说，他们认可汉克斯，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萨利机长”这个人物打动了。但是在银幕上，这个“人物”信服力是来源于“表演”，还是“放弃表演”？我个人认为是后者。这是一个“被设定的”人物，他的“感人”，来源于一种有趣的写法，不再是“英雄”高于“普通人”，而是——只有当人们把他看成“人”，一个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在这个前提下思量他的作为，他才有可能被确定成为英雄。

其二，在看字幕的时候，看到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另有一个“头衔”叫做“主题顾问”，这不是一个常用的头衔，导演用这个定语来确认自己在作品中的地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的价值判断主导了电影的方向，他来决定电影议题的设置以及“讨论的主旨”。

《萨利机长》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这部电影的有些设计是为了支撑叙事结构，这个结构的立足点是论证“英雄”的前史。比如，萨利晨跑时路过停泊的航空母舰，看到停在甲板上的飞机，然后闪回。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做法，每一段回忆都需要一个现实情境触发的支点，“英雄”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英雄总是能在日常中触景生情地回想起自己的成长。

另外，有一些设计是为了让剧作结构中的“转折”出现得合理有据。就像萨利偶然深夜去酒吧，喝酒时和酒保闲话，酒保无意识地提到了关键的“时间点”的问题，酒保的无心之语让萨利恍然想通事件里最重要的一点，即生存于具体“时间点”的“人”的因素，面对灾难爆发，处在紧急的时间点，人为的因素和人性的因素是关键性表述。人不是事先设定的程序，人在具体情境下的应激反应是必须被考虑的因素，正是这个前提决定了剧情的转折点：听证会时，飞行安全领域的专家们决定在机舱模拟飞行模式中，添加“35秒”的飞行员反应时间。

直到这一步，萨利机长在哈德森河面的迫降行为，通过两次表述才成为“完整神话”。第一次是事件过程的碎片式拼图还原。第二次则类似广播剧，忽略视觉的要素，只是聆听“机舱录音”。在电影的叙事中，这个“录音”所承担的剧情，不仅仅是来自机舱的信息，更重要的，它让驾驶舱、客舱和指挥塔联合成一个完整的情境，从而指向———“英雄”只有在“人的真实处境”中，才可能成为“英雄”。

影片一定程度地呈现了一个拥有集体精神性优越感的，所谓“精英尽出的纽约”，这当然有一定反讽的意味。

伊斯特伍德作为一位优秀的电影创作者，怎样在面对失望的现状时，在电影里完成他们要表达的诉求？　他把主题落实到：一个人只有成为“人”，只有让他在现实世界的具体情境中作出选择，他才可以成为“英雄”，英雄既是具体的，也是琐细的。

我们有必要留意影片里第一次出现配乐的场景：顺利完成迫降且确信乘客被营救后，萨利机长终于来到医院接受检查。他一直牵挂着机上每个乘客的安危，希望他的同事和同行能确凿地告知他，所有人都得救了。当他坐在诊室里接受检查时，得知自己的脉搏是110次，而他的日常脉搏只有50，所以这个数字让他怀疑是不是不正常，但是医生告诉他：“作为刚刚处置过如此危机事件的人，这个脉搏数已经很了不起。”这个细节其实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表述：“英雄”不是超人，但是在危机之中，他有着比普通人超常的抗击能力。恰在这时，一位民航机构的官员冲过来告诉机长，确切的官方统计数字出来了，“155人获救”，也就是所有人都安全地活了下来。

“110”和“155”两个数字在影片中完成了“硬”的印证，它们构成了明白的隐喻，英雄的精神高度建构于“人”的前提，又超越了“人”的寻常。之后，在最关键的情节翻转部分，裁定萨利机长是“作出误判的飞行员”还是“拯救所有人的英雄”的决定性时刻，电影再次借助“208秒”和“35秒”这对数字的对比来完成主题的表达。实际生活中，“英雄”需要“208秒”来完成反应，而在“机器”和“程序”的完美模拟中，即便增加的时间变量只有35秒，也以失败告终。借助着这些看似没有情感依托的客观数字，导演伊斯特伍德完成了对人的基本思考。

《萨利机长》不是对“人”有挑战性思考的电影，伊斯特伍德创作的立足点，是要求“英雄”诞生于“现实”，同时，作为导演，他很出色地显现了如何在现实事件中寻找戏剧主题的能力。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