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使》(上图)的结尾,老去的玛丽安让里奥最后再为她当一次信使,告诉她的孙子,要相信爱。乍看之下有些陈词滥调,其实是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作品殊途同归的落脚点。《罪恶之家》(下图)呼吁对弱势女子怜悯仁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女主角摆脱虚伪的束缚找到真爱,《罗西与苹果酒》对田园故乡深感眷恋……最初的爱,也是最后的仪式,爱是恒久不变的抵御力量。
没有任何宣传造势,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部电视电影《罪恶之家》在文艺青年中以口碑相传,网络评分8.6分,仿佛平地惊雷炸出来的“神剧”。
事实上,《罪恶之家》属于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20世纪文学经典季”,包括4部改编自上世纪英国文学作品的电视电影,分别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罗西与苹果酒》、《信使》和《罪恶之家》。与其就神剧论神剧,不如说,支撑在这些影像背后的文学书写更耐人寻味。
“20世纪文学经典”是一个颇有内涵的定义,“20世纪”这个定语,指涉小说创作的年代和故事背景,20世纪的语境,本身也构成了经典的一部分。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谈峥指出,这4部作品在诞生之初,都曾是卖到洛阳纸贵的畅销书。它们聚焦的都是一战前后的英国社会生活,关注当时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剧变的外部环境对个人产生的影响,从不同角度各自落下的坐标,勾连出一条贯穿20世纪英国世情的脉络。
这些作品里,傲然于时间而不褪色的是其中的爱情主题,爱情,永远是人们进入一部经典作品最容易的路径。但爱情难以承受的阶层之沉重,才让这些作品脱离了通俗小说进入经典行列,谈峥分析:“它们涉及到跨阶层的爱情,其实阶层问题在英国长期存在且从未缓解。《唐顿庄园》的火爆,也反映了英国人近年来对这一话题的关注。”
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主流媒体在今天把这些文本重新带回大众的视野,未尝不是对“英国性”和“英国国家身份”复杂的认知,并透露出欲说还休的社会文化心态。外部世界的规则剧变,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何应对?在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中,金钱对道德的侵蚀,衰败的文化对活生生的人性的碾压,对于一个永无乡式的精神田园的渴望——这些既是小说中记录的历史,也是当下的困境。
《罪恶之家》里,上帝般全知全能的探长对薄情的一家人说“要怜悯那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女子”;查泰莱夫人毫不犹豫地把爱给了守林人;《信使》的最后,老去的女主角传给孙子的口信,还是一个爱字。于是,对经典的回访,对困境的观照,终是落在爱的布道中——爱是悲剧的开始,也是抵抗悲剧的唯一堤坝。肯定是避重就轻了,不过,大概也没别的办法。
《卫报》影评人把《罪恶之家》台词中女工的名字换成最近遇难的3岁叙利亚小难民,竟完全适用。这种对普遍的人性与社会责任感的追问,让它能穿越百年。
普里斯特利在1944年创作的剧本《罪恶之家》,被称为“去伦敦西区必看的三大著名话剧”之一。戏剧底本太过优秀,不仅在剧场常演不衰,这次改编的4部电视电影,也是它口碑最好。1944年的戏,写的是1912年的事,放在2015年看,除了时代背景,没有任何过时的迹象,因为它所追问的“在发达资本的环境里,道德往何处安置”,总能触到观众的切肤之痛。
一具女尸,一个警探,一屋子的嫌疑人。这是悬疑剧的标准配置,在固定的时间地点密集地铺展情节。故事发生在1912年4月的一个夜晚,一座新兴的工业城镇中,富有的博令一家正围坐在餐桌前,庆祝女儿的订婚,不想突然有一位探长深夜到访。曾在博令工厂工作的一个女工自杀了,而根据她留下的一本日记,探长开始对博令一家逐一盘问。
随着剧情展开,《罪恶之家》和常规悬疑剧的差别逐渐拉开。全剧最令人心惊的,不是揭秘“谁是凶手”,而是在真相背后的社会寓意。博令一家对于女工的行为皆从个人利益出发,每个人对女工或无心或有理的倾轧,环环相衔,最终将这个弱势女子逼入死亡的绝境。1912年,英国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的积累和大资本的垄断合并,处于空前繁荣的盛景中,但这恰恰也是风暴前夕。探长的来访揭开风暴一角,触及钢筋水泥的帝国大厦之下资本逻辑的根基,剥洋葱般解析社会层级和人性,从根本上质疑了发达资本社会中的道德秩序和伦理。
谈峥指出,当下的英国社会中,贵族/平民、资本家/劳工这样传统的阶层界限已不再分明,但这个问题只是被遮掩却没有被解决。剧中表现的阶层矛盾,对应着当下的贫富差距、男女不等、种族歧视、地域差异、特权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冲突等等。《卫报》影评人把台词中女工的名字换成最近遇难的3岁叙利亚小难民,竟完全适用。这种对普遍的人性与社会责任感的追问,让它能穿越百年。
林语堂看得清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骂英人,骂工业社会,骂机器文明,骂黄金主义,骂理智的,他要人归返于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
不算太意外,这次改编的四部作品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风评最差。劳伦斯的这部小说,已然成为众多导演的滑铁卢,改编版本众多,没一部得到肯定,总是不能幸免地流于“男版灰姑娘”或“长发公主遇上人猿泰山”的言情套路。地位不对等的恋人和不能实现的爱情,是最能引发移情效果的主题,因为对大众来说,关隘重重的爱情总是比“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更动人。可如果只有傻白甜的爱情,那是八点档的低俗小说,不成惊世骇俗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劳伦斯的这本小说自1928年在地下出版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作为“情色小说”看待。1960年,未删节的全本终于出版时,法庭对该书“淫秽”内容进行的审判,成为轰动英国的公众事件,包括E.M.福斯特、理查德·霍加特等知名文化学者的评审团最终判定小说无罪。劳伦斯在英国社会掀起的千层浪,并不在于他写了多惊世骇俗的情爱段落,比男欢女爱更危险的,是小说中对个体异化的关注,对理性思维和科学主义的反思,更直白地说,它把现代文明放在了人性的对立面。“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是场悲剧,所以我们也就不拿它当悲剧了。大灾大难已经发生,我们身陷废墟……”劳伦斯在一开头道出了一战刚刚结束的背景,小说中那个从战场上“支离破碎”地回来、下身瘫痪的查泰莱男爵成为一个象征,象征战争给英国人带来的创伤,他的多重身份更是承载着作者的讽喻——一个过气的贵族,一个玩弄辞藻的文人,一个无情的矿场主。而住在森林中,想过隐居生活的猎场看守梅勒斯则与男爵截然相反,他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真挚的感情,代表了人性中质朴、自然的一面。查泰莱夫人最终的选择,也表明了劳伦斯的立场:返归自然,找回被工业文明扼杀的原始本性。
早在1934年,林语堂、郁达夫等人就集中讨论过这部作品。郁达夫认为,劳伦斯在这部“一代杰作”中“把他的技巧用尽了”,“一句一行,也移动不得”。至于是否主题有涉猥亵,林语堂看得清楚:“劳伦斯此书是骂英人,骂工业社会,骂机器文明,骂黄金主义,骂理智的,他要人归返于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劳伦斯此书是看见欧战以后人类颓唐失了生气,所以发愤而作的。”
“乡村才是英国”,它代表了美好的自然风光,优雅、闲适的贵族气质,以及引以为傲的帝国皇族生活方式。
蒸汽时代的原点在伦敦,但英国国内存在这样一种说法:英国是分成两半的,一部分叫伦敦,另一部分叫“伦敦以外”。
在英国人的身份认同里,他们的精神家园扎根在乡村——在华兹华斯的湖区,诗人徘徊的水仙花丛中;在刘易斯教授的牛津,小爱丽丝跟着兔子掉进了树洞;在奥斯汀的乡间社区,姑娘们和达西先生喝着下午茶……三次出任英国首相的斯坦利·鲍德温直接地说过,“乡村才是英国”,它代表了美好的自然风光,优雅、闲适的贵族气质,以及引以为傲的帝国皇族生活方式。
所以,出了英国,可能只有英语文学系学生会精读的《罗西与苹果酒》,在英国几乎是国民读物。这是诗人劳瑞·李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追溯他在一个英格兰小村庄里的童年。全家人迁居乡村的新鲜感,以及人们奔走相告一战结束的喜悦,共同构成了“我”幼年记忆的起点。谷仓改建的小学校、对老师恶作剧的同学、从战场上回来的舅舅们、总在斗嘴的老婆婆、树丛、鸟鸣……村子里的零星片段都被松散地连缀在一起,似乎除了“我”的成长以外,所有人物、情节之间再没有串联的轴线。人们爱这松散中的日常,优美慵懒的语言勾勒出了典型英国乡村的面貌,这既是上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后来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们的集体想象。英国评论家理查德·戴维斯列过一份“40部经典作品以及必读的理由”,其中《罗西与苹果酒》的“必读理由”是:“这是我曾经历过的乡村童年的最好呈现。”
小说的尾声,“桃花源”的安静闲适毕竟被现代交通工具的“入侵”所打破——“巴士到处跑,城镇变得更近了。”骑摩托车的小镇青年带走了村里的姑娘,村里的青年们张望着突然开启的大千世界。蒸汽机带来的现代化进程不可阻挡,维多利亚式的乡村成为回不去的乌托邦,《罗西与苹果酒》的诗意吟咏,是最后的田园牧歌。今天,英国人又一次面临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革,重温“苹果酒”所品咂到的,有“从前慢”的感伤,也有文化寻根的苦涩。
13岁的记录,60岁的旁白,岁月的图景在两种视野中切换,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过去是回不去的异乡,但未来所有的“果”都能在过去找到对应的“因”。
1970年,哈罗德·品特编剧,约瑟夫·罗西导演的《信使》,既官能,又隐晦,在自然主义的影像里,年轻汹涌的情欲被偏见、等级和嫉妒给掐灭了,表面莺歌燕舞,暗地兵不血刃,杀人无形。
时隔快半个世纪,哈特利的这部小说再度被改编成电影,比起上一版,这次未免老实,规矩地跟着小说走,开门见山地交代:“过去犹如异乡:那里人做事的方法很不一样。”这也是原作被视为经典的开头。年过半百的主角里奥翻看一堆陈年旧物,找到了一本13岁时写的日记,当年的文字帮他重新拼凑起那个夏天的记忆。年少时的记录带他回到1900年,世纪的起点。随着回忆展开的,是一个时代的怀旧总结,把乡村的风光、年少的懵懂、贵族的生活、战争的疮疤,包括跨越阶层的爱情,历历在目地封存在泛黄的本子里。
少年受邀去同学家过暑假,对方是大户人家,拥着一座奢华的乡间豪宅当度假别墅。作为一个早年丧父、家境拮据的穷孩子,他在那些贵族中感到格格不入,除了同学的姐姐、亲切又美貌的玛丽安。因为对玛丽安的感激,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少年心思,他充当起玛丽安和农夫泰德之间的秘密信使,傻孩子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传的其实是情书。听说玛丽安和另一位子爵已有婚约,他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无心更无意地“倒戈”向玛丽安的母亲——一个嫉妒女儿年轻美貌的歇斯底里的中年贵妇。虽然他不是直接的揭发者,但毕竟暴露了一段“不体面”的爱情,最后,泰德用沉默的死亡去维护这段没有机会见光的感情,也只有死亡能让这桩情事免于沦为声名狼藉的谈资。
“过去的人做事方法很不一样。”这句开场白要读到最后才能品味出个中苦涩。这是一个老人在凭吊他曾经不甚明白的一段青春记忆,当他有意识地看清了昔日的无意识,时光冲刷出一片悲凉。13岁的记录,60岁的旁白,岁月的图景在两种视野中切换,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玛丽安与泰德之间的深情和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贵族的没落,旧制度对人性的压抑,所有这些少年里奥无法理解的,都在回忆的重读中渐渐清晰。故地重游,当年的同学已在一战中战死,曾经明艳动人的玛丽安也成了干瘪的老寡妇,她的子爵丈夫在婚后不久就过世了。过去是回不去的异乡,但未来所有的“果”都能在过去找到对应的“因”。
结尾,老玛丽安让里奥最后再为她当一次信使,告诉她的孙子,要相信爱。这也是玛丽安要传递给里奥的,希望能弥合他童年记忆中的创伤。乍看之下有些陈词滥调,其实是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作品殊途同归的落脚点。《罪恶之家》呼吁对弱势女子怜悯仁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女主角摆脱虚伪的束缚找到真爱,《罗西与苹果酒》对田园故乡深感眷恋……最初的爱,也是最后的仪式,爱是恒久不变的抵御力量。四部作品从不同的切面串起百年前英国社会生活的巨变,分析人们在性别意识、阶级意识、劳资问题、城乡矛盾等核心问题上的冲突,以及这次冲突对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塑。
正因如此,BBC在当下重新回望一战前后的文学书写,不仅仅是一次百年纪念,相较于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狄更斯那些英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名字,这些“20世纪文学经典”对于当下的英国,对于互联网所引发的一场全球性的更大的社会变革,有更为贴近的现实意义。
文汇报记者 钱好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