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作为导演,没有真正地相信世间有李雪莲这么一位女性底层人物存在,没有真正地信任他选的演员范冰冰能够做到扮丑演出。
导演与原著作者各怀心思的仓促拍摄和奢望欲念,终于没有让范冰冰在扮丑中升华演技,像巩俐出演秋菊,像徐帆在 《一九四二》 那样显出中国农村妇女的真实感,像蒋雯丽在 《立春》 中那样,扮丑演出一个底层小人物的可悲却又值得怜悯和尊重的复杂性格。
在复仇一再延宕的压力下,佯狂已久的哈姆雷特对着奥菲利亚又哭又笑:“我知道你们怎么涂脂抹粉,上天赐予你们一张脸,你们却替自己另外又造一张……”莎士比亚用这句台词讽刺那些费尽心机扮美自己的女人们,却没料到未来表演中新生出完全相反的一项:女星扮丑。
余波犹在的电影 《我不是潘金莲》也用了这个狡伎,让出演李雪莲的女明星范冰冰扮丑。宣传中对此津津乐道,然而很多观众不买账,先是指出范冰冰虽然放下明星的偶像包袱扮出了丑相,却不像真正的农村妇女,而且电影中这个人物的行为遭遇怎么也不让人感动。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范冰冰此次扮丑在设计初衷上,延续了某些电影中日渐固化的女星扮丑搞笑模式,让不具备女性外观美的人物角色,在视觉观看的短暂刺激间惹观者发噱,继而用人物行为的“一根筋”反逻辑营造出叙事的荒诞感。
迷恋周星驰的观众都熟悉周氏喜剧的女星扮丑固定样式。无论是莫文蔚 《食神》,还是赵薇 《少林足球》,一律是龅牙、蓬头、水肿痘痘脸的三件套标配。这种样式若延伸到古装片类型里就额外套上妖怪的另类夸张外形,比如蔡卓妍 《情癫大圣》;改到都市女性喜剧里则多加一副有框眼镜,比如白百何 《整容日记》。同样,舞台上的一些爆款小品也是女星扮丑,不是套假发显老,就是粘上黑胶布故意咧嘴显豁牙,夸张地用黑色笔在脸上画醒目皱纹。小品式的脸谱化扮丑影响到冯小刚另一部电影《私人定制》,李小璐的村妇造型直接就是某类小品的戏仿版。
这里在潜意识中存在一个误区:扮丑无外乎把人物扮老、扮蠢、扮贫穷,一言以蔽之,即扮成空洞想象中的底层人物,并以逐渐固定的刻板印象去取悦正在成形过程中的中产阶层娱乐趣味。这是范冰冰所扮李雪莲的动线设计,也是此类扮丑不会让人感动的深层原因,更是此类扮丑需要停下来进行自我反思,并需要发生改变的理由。
的确,丑样包括老态,苏格拉底在 《斐德若篇》 里嘲笑地描述“一张起皱的苍老面孔和苍老面孔带来的丑形态”。然而,老年还另有一种恬静优雅与勇毅,西塞罗的 《论老年》 认为“完成人生伟大事业靠的不是体力、活动或者身体的灵活性,而是深思熟虑、性格、意见的表达。关于这些品质和能力,老年人不但没有丧失,而是益发增强了。”其实,虽然苏格拉底用丑态描写讽刺了那些为老不尊的狡诈,但他无疑也同意老年特有的被爱价值,否则就不会坚决而傲娇地拒绝阿尔西比亚德追随。梅丽尔·斯特里普在扮老一层上显然得到辩证理解的精髓,63岁的她在 《铁娘子》 里扮演年过80的撒切尔。当年凭此获得奥斯卡最佳化妆奖的布劳德本特同样使用灰白假发、胶水拉扯出的皱纹和加装义齿来扮老梅姨,但是梳化上所有再现逼真老态的手段,却共同指向一个目的:更深微地展现撒切尔在垂垂老矣的暮年,如何保有让人为之侧目的意志与魅力。
电影《秋菊打官司》剧照
范冰冰扮丑演李雪莲,所谓十年从青年弃妇变成中年怨妇,发型由挽在脑后的发髻改成齐耳短发,服装选大路货,刻意少更换,看得出想要扮出一副穷相。然而电影中要表现女性角色的由穷而丑,无法只靠一顶假发和轻薄的衣衫来完成。安妮·海瑟薇在 《悲惨世界》中饰演芳汀,雨果原著写芳汀穷到无路可走,先卖掉金色长发,“戴一顶小扁帽,遮住光头”,又卖掉门牙,“一条红口涎挂在嘴角,嘴里一个黑窟窿”,刻薄的人总是把雪茄烟喷到她脸上说“你多么丑”。海瑟薇在扮演芳汀时为了瘦到19世纪穷人的皮包骨病态,每天只吃2个苹果,听任特效化妆染出血牙齿,但在真的要剪去长发前一刻,海瑟薇承认她怕到发抖,而且什么都安慰不了自己,几乎无法开工。片中唱起“Idreamedadream”的时候,正是海瑟薇真的剪去长发后的第一个小时,此前经历的所有忐忑折磨成全了含着颤栗的歌声,和不再掩盖的皮肤斑点一起触痛观众的眼睛。电影中穷与丑的关系是流动的而非必然的,由穷人身体显出的丑的触动力量,既不是范冰冰戴上短发头套就足以表现李雪莲已经人到中年,更无法为圆形画幅中心为何忽然框入范冰冰真实的裸背做出解释。看一看海瑟薇在扮演芳汀时布满褶皱和斑点的前胸,就知道毛尖批评“范冰冰的超现实裸背”其实对李雪莲藏有多少同情。
在范冰冰扮丑饰演李雪莲的过程中,通过扮老和扮穷来演出丑相固然乏善可陈,却还能理解为确实受到某类喜剧的牵连与影响;但影片中若有若无地要把扮丑与扮蠢联系在一起的意图,却实在有些孰不可忍了。影片把人物塑造重点放在扮丑上,又简单地用粗劣的梳化手段完成外观形塑,完全忽略李雪莲作为一个女性人物的真实情感与真实心智。从小说到电影,她的整个人生被概括为一根筋状告前夫以及省市县各级官员。整整10年,冯小刚担纲的画外音说她年年都要告状。那么还余下三千个日夜,李雪莲究竟在忙什么? 为什么十年过去,她的手边却连一张最基本的民事诉讼委托书都没有? 如果十年都不足以让她认识到真实自我,不足以让她学会什么是司法程序,整个人物的情感与心智又从何谈起? 其中隐约埋藏的是对李雪莲正常情感需要和正常智商底线的忽视乃至蔑视,所用的影像手段正是借外观上的扮丑遮掩内在的扮蠢。但是丑又怎么可能是蠢的简单代名词呢? 妮可·基德曼在《时时刻刻》中扮演弗吉尼亚·伍尔夫,化妆师给她粘了一个微微歪斜的假鼻子,再加上行为细节上对过敏到病态的艺术家气质摹仿,基德曼的扮丑不仅没有扮蠢的意味,反而更加精准而微妙地再现了女作家既疯癫又横溢才华的伤感魅力。
老、穷、蠢,三种扮相集合而成的扮丑造型在李雪莲身上成为另一种隐秘的指涉,不无悲哀地向世人展现出创作者对于所谓底层形象的空洞想象与深刻误解。这不是冯小刚或刘震云的个人认识水平局限造成,而是文字写作者和影像制造者们需要重新认识吾乡吾土上的真实民间。确实,窘迫于金钱物质而不得已从事最底层劳动的妇女们,永远不可能展现出偶像明星的外形。查理兹·塞隆在奢侈品广告中稳稳占据“真爱女神”的高阶,却在 《决不让步》 中饰演了一位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下到铁矿深处工作的女矿工。其扮相之丑与矿工工作服上的油渍污迹,地下工作环境中的性别歧视和骚扰,贫寒生活里的日日劳累却衣食有限,共同交织起一个真实环境,既有压抑,也能激发人们的勇气,为贫穷的底层女性去争取有尊严的平权对待。
或许在观看范冰冰扮丑李雪莲的前提下,一长串列出梅丽尔·斯特里普扮老,海瑟薇扮穷,妮可·基德曼扮精神异样和查理兹·塞隆扮底层妇女过于苛责,毕竟这四位女星在扮丑后都一无例外地获颁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侧面说明一切不真的经过减肥或增肥,不真的剪长发或剃光头的扮丑都只停留在美好的戏言心愿。更何况范冰冰与李雪莲在当前舆论中引发的口水战还在“明星or演员”当中无聊打转。
或许在电影 《我不是潘金莲》 上映前后,范冰冰已为导演冯小刚分担了远超出其负荷的“锅”。每次争论到风口浪尖,冯小刚都或冲动或习惯地抛出所谓明星身份与演员演技来实施战略进攻以及策略防守。从大学座谈会引发的公关危机,到自媒体微博上的自炒话题,再到最近某个颁奖礼上的信口感谢,每次透露出的态度都能完全解读出,冯小刚作为导演,没有真正地相信世间有李雪莲这么一位女性底层人物存在,没有真正地信任他选的演员范冰冰能够做到扮丑演出。二者对他来说都仅限于工具的意义,是他扽着劲儿要把年末金融财报做漂亮的工具。由这个初衷反观范冰冰的扮丑饰演,反而映照出几分不合时宜的悲剧感,甚或说“悲具感”。导演与原著作者各怀心思的仓促拍摄和奢望欲念,既想让女星扮丑成为引人发噱的搞笑材料,又想让扮丑后的底层人物获得普通观众的普遍关注与道德优势。种种不宣之秘阻滞了范冰冰,没能在扮丑中升华演技,像巩俐出演秋菊,闫妮在 《斗牛》 中饰演九儿,或者徐帆在 《一九四二》 那样显出中国农村妇女的真实感,像蒋雯丽在 《立春》 中那样,扮丑演出一个底层小人物的可悲却又值得怜悯和尊重的复杂性格。毕竟,在随心所欲的美丑容颜转换中,有女星的魅惑,更是演员的才能与尊严。
文/杨俊蕾(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