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无名女孩”是个双关语。死去的黑人姑娘没有身份，女医生同样也身份迷茫，她在寻找“她是谁”的过程中，也在自省“我是谁”。她和达内兄弟过去电影里的主角们一样，是被怪异的欧洲当代社会培养出来的怪异个体。图为《无名女孩》剧照。

正在沪上举行的第九届欧盟电影展，选送了欧盟27个成　员　国的电影作品，并推出“戛纳精粹”特色单元，将今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优秀获奖影片“零时差”带入中国。《无名女孩》　《索尔之子》　《海上火焰》　等影片的到来，让上海影迷兴奋不已。

■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无名女孩》　被认为是达内兄弟的“失手”之作，有点苛责。

这对比利时导演的作品，从1996年的《一诺千金》到这部《无名女孩》，部部入围戛纳影展，凭《罗塞塔》和《孩子》拿了两次金棕榈奖。过去的20年里，他们的名字代表了欧洲作者导演的最高水准，约等于完美。

《无名女孩》在今年的戛纳影展上，没有得到任何奖项，风评有些两极分化。可是只要看到最初的五分钟，就能感受到熟悉的、达内兄弟的温度：20年来，他们的电影里，镜头越来越稳，摇晃的跟拍手提逐渐变成稳当的固定机位，但镜头聚焦的人还是那一群，蓝领、移民、中下层……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名来概括：穷人。达内兄弟拍摄的角色们，活出了另一个版本的欧洲，经济下行，实业凋零，脱离了历史的富饶和时尚的优雅，在萧条的街头，一个又一个问题重重的“个体”，含辛茹苦地活着。

今年戛纳影展期间，曾听说过一句对达内兄弟的调侃：这次的主角不穷了，都用上苹果手机啦!比起之前的主角们：非法移民的姑娘、未婚先育的少男少女、被丢弃在福利院的男孩……《无名女孩》里的女主角要体面多了，是个年轻的社区医生，电影开始时，这个姑娘刚申请到一家高大上的医疗机构的职位，远大前程即将在她面前铺展开。

生命的转折点来得猝不及防。若干年前，吕克·达内在日记里写下：“拍摄倒下的树，要警惕对崩塌运动、对灾难性的风景、对破裂声的迷恋……一棵树倒下并不壮观，但那种声音，在整片森林生长的寂静里会被听见。”女医生只是在一整天工作后的疲劳中，训斥多愁善感的实习生，只是一时放纵内心的戾气占了上风，在听到诊所门铃响起的那刻阻止实习生去开门，后来她痛苦地忏悔：“我只是想在你面前确立权威，我就是想和你对着干。”她一时负气，把一个求助的黑人少女拒之门外，第二天女医生被告知，黑人女孩死在诊所附近的河岸边。

女医生无心作恶，却品尝了“恶”的极端后果。电影处理得很克制，回避戏剧化，哪怕是女演员脸上过分的表情也不被允许。导演和演员都摒弃了空想，他们回到具体的情境里，回归了地点、事件和人物的真实。黑人女孩不明不白地死去，她没有名字，没有家人来认领，这个“无名女孩”成了女医生心里的过不去的坎。她放弃了医疗机构的职位，决定留在社区诊所里，半是赎罪，半像一个蹩脚的侦探，她开始漫无头绪地寻找黑人姑娘的身份。片名“无名女孩”是个双关语。死去的黑人姑娘没有身份，后来我们知道，警局结案时找到的那张“验证”女孩身份的护照，其实是假的。女医生也同样是身份迷茫的，她在寻找“她是谁”的过程中，也在自省“我是谁”，看上去更体面、也属于一个更上等阶层的她，其实和达内兄弟过去电影里的主角们是一样的，是被怪异的欧洲当代社会培养出来的怪异个体：一个迷失者，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虽然她曾兢兢业业地服务他人，也有自己远大的职业规划，却仍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无名女孩》　有着一条罪案剧的主线，确切说，达内兄弟的每一部电影，都能找到对应的热门电影类型，《罗塞塔》本质上是西部片的主题，《儿子》是复仇主题的黑色电影，《孩子》是悬疑惊悚片，但每一次，他们抛开类型电影的语法，去戏剧地在日常的情境里，寻找生命的“原力”。吕克·达内回忆他们在罗马的美术馆里看莫兰迪的画：“它们就静止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我，它们可怜脆弱的样子使我立即丢盔弃甲，浑身颤抖。是的，它们存在，就在那里，向我这个未曾谋面的人招手。”他们的电影是同样的质地：生活存在，生命存在，就在那里，向未曾谋面的人招手。

《无名女孩》抛开罪案的悬疑，回归女医生的内心风景，也借着她的眼睛，安静也漠然地打量着她所身处的世界。她在逃避着压抑的状态，她所看到的人们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偏离经济中心的欧洲小城，不够发达，远不时髦，原住民过得艰辛压抑，死去的姑娘从非洲偷渡而来，她和同伴们铤而走险地来到这里，沦为滚刀肉。移民，肤色，偷渡，每一样都是在当下掀起争论的大命题，但时刻以社会工作者自居的达内兄弟没有那么多野心，如果他们想揭示什么，那大概是普通人带着秘密、谨小慎微地活着。

所以女医生得知黑人女孩死因的这场戏就变得微妙起来。在这个剧情框架里，左右都是套路：揭开女孩的死因，这是罪案剧的套路，可是自始至终绕开女孩的死因，这又是欧洲文艺片的套路。在《无名女孩》里，真相的揭示看起来是“巧合”，但如果抛开情节，这个段落里真正重要的是对普通人“平庸罪恶”的揭示，当女医生的一个病人深夜来访，他恨过，怒过，哭诉出一段让他寝食难安的“秘密”，那一刻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并不是女孩死因大白的释然，甚至很可能男人告解的秘密仍然不是女孩真正的死因，他的恐惧、愤怒，他自私的辩解，他为此遭受的折磨和他片刻的崩溃，他的活生生的“状态”盖过了真相本身。

到了电影的末尾，女孩的身份终究是找回来了，她的姐姐来到诊所，向医生忏悔告解，那个瞬间，医生成了圣徒。这个段落出现在达内兄弟的电影里，不得不说是煽情得过了头，感觉一部可以打“优”的电影在最后关头崩了。但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奇迹般的救赎注定要出现在他们的电影里，随着年岁增长，看得出他们对自己拍摄的人物越来越心软，电影里越来越多不忍，到了《无名女孩》的最后，他们也许只是不忍心，让一个受难的女孩从活着到死去，都在“无名”的阴影里。于是我们看到，时间让这对导演变成了布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