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本文作者蔡莹为国华纪念中学2008届毕业生，2016届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八年制毕业生。今年3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她自愿与中日友好医院的同事们一起驰援武汉，在这一行164人的团队中，有着来自各个科室的医生及护士，他们的病房主要收治重型及危重型患者。

今年正月初二，院里为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送行，我自己偷偷抹泪，希望可以代替大家去前线。正月初八，结束了六个月ICU住院总轮转，我匆匆安顿先生和娃娃，终于在正月十一日半夜，跟随第二批医疗队抵达武汉。

夜幕下的武汉，空气中雾气缭绕，路上仅有我们乘坐的公交车在行驶，远远望去长江江面上零星的亮着数点灯光，幽幽暗暗、影影绰绰，好似整座城市都没有了生气。

我和同伴们的心情都是忐忑又紧张，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一无所知。

1.到武汉就隔离 心态崩了

万万没想到，刚到武汉的第二天，我就被通知隔离。原因是我在北京工作中接触的患者，到武汉第二天即被确诊。

瞬间，万千忧虑涌上心头。

我在想，在北京的先生和娃娃是否会被感染？如果感染了，没有我在身边，他们该怎么办？

甚至还想到，如果我不在了，我的父母、爱人、孩子怎么办？我是否会成为第一例武汉输入型病例……人被关在空旷的酒店房间，脑袋里更容易胡思乱想，停不下来。

每日看着播报的确诊、死亡人数，心里充满着焦躁、不安，恨不得明天新增病例就突然变零，然而事实上，新增和死亡数目仍在疯狂攀升。

尤其是2020年2月7日，也是我们到武汉的第四天，朋友圈里传出李文亮医生离世的消息，我几度哽咽大哭，心态彻底崩了，感觉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战友，而自己也随时可能被无孔不入的病毒侵袭。

于是，刚到武汉的第一周，几乎每天都在流泪，每每看到离世的同道、破碎的家庭、感染的孩子、不顾一切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就会鼻子一酸，控制不住的眼泪横流。

更严重的是，睡眠也开始出现问题，那段时间入睡完全依赖药物。

随着隔离时间变长，幸运的是我和家人并没有出现不适，这让我心里微微安定。再加上，那些天不间断的学习最新的新冠知识，对病毒的畏惧也逐渐减少，于是想到来了武汉，却还没能上一线救护患者，就好似一个逃兵，尚未上战场就缴械投降了……

接下来，我开始调整自己，每日制定严格的工作计划，包括学习、运动、向同事询问诊治现状、安抚焦虑的家人等等，并且期待着隔离期赶紧结束，能够早日进病房，和大伙一起并肩战斗。

2.终于走上抗疫第一线

2月17日，我终于第一次进病房，是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C6东病房，参与救治一位反复心肌梗死的新冠肺炎患者。

刚刚迈入病房，我的脑子里循环播放院内防护的穿脱流程，小心翼翼地进入隔离病区之后，发现大家都穿着厚重的隔离服，难以区分谁是谁，只能靠着眼神交流和标识来识别。

有人问，穿着防护服什么感觉？

最大的感受就是“憋”得慌。脑子里只要闪过一丝呼吸困难的念头，马上就会出现难以承受的窒息感。为了减少这种感觉，我只能让自己有节奏地做每个动作，从而减少氧耗，集中精神在患者和治疗过程上，避免思维开小差。

25床患者，因为心脏反复经受缺血坏死打击，不得不给予IABP联合VA-ECMO支持治疗……我在台下辅助，台上有序地进行切开分离血管、穿刺、扩皮、置管、缝合、连接机器。

瞬间有些恍惚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北京的ICU病房，秩序井然、准备充足、操作流畅，但定睛一看，每个人却都穿着层层的防护设备，台上的老师们甚至身穿三层防护服、戴三层手套。

这种情况下，触摸动脉搏动都很难，又何况是穿刺置管。

不仅如此，护目镜、防护面屏都会严重的影响医生视野，不时还有水雾来干预，这都大大地增加了操作的难度。

但是奇迹在于，大家齐心协力之下，困难就这样被一一克服了。

3.救助两位武汉医生

3月初，我们病房转入了两位医生，年龄差不多40岁出头，是武汉本地的外科骨干力量，俩人几乎同一时间受到疫情感染。

到我们病房时，他们都是第二次上ECMO了，而且都出现了急性肾衰竭的现象，上着CRRT都叫不醒……对待这种危重型患者，必须床旁仔细观察病情变化，并及时给予处理。

因此，领导要求必须24小时污染区有医生，白班领导查房、调整治疗、做床旁操作、外出做检查；夜班则要有ICU住院总经验的PCCM-Fellow做组长，搭配其他老师，看护危重患者，处理紧急病情变化。

由于医护力量不足，数位武汉中心医院ICU的老师前来支援，并自带了床旁血气机、床旁气管镜、空肠营养管、营养泵泵管等，非常感动，为我们雪中送炭。

杨医生的治疗相对顺利，但也不容易。在治疗过程中，他先后经历气管切开、因ECMO肝素抗凝切开部位反复出血、外科止血2次、苏醒、惊恐、心理干预、感染性休克、更换管路、调整抗生素、撤除ECMO、拔除气切管、逐步减少CRRT时间、康复锻炼等等。

这看似流畅而简单的过程，其中却有无数个不同程度的病情变化，以及许多医护人员的细微处理，毕竟人命关天，容不得有一丝一毫的大意。

相比之下，黄医生的治疗更加一波三折。转入之后，他就做了气管切开，调整了治疗药物，但病情始终僵持，当时因为他的感染灶尚未清除，必须尽快更换ECMO，但他已经更换过一次，再次更换极其困难，并且危险很大。

果不其然，在他进行左侧颈内静脉穿刺时，出现左侧胸腔大出血……当时我正在清洁区加班、接待会诊老师，突然接到污染区打来的电话，语速极快，“迅速约血，10IU悬浮红细胞、1000ml新鲜冰冻血浆、3个治疗量血小板，联系心血管外科、胸外科紧急会诊”。

我立马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立即联系输血科配血、送血，紧急联系会诊，联系送往手术室的救护车。夜里九点多，会诊老师从家里赶过来，领导们和医疗队里外科的老师们也都来帮忙，如果内科治疗无效，随时准备上台手术……

所幸的是，后来血止住了，生命体征恢复平稳，次日恢复抗凝，接着第三天再次经双侧股静脉更换ECMO，更换后患者的升压药很快停了，感染指标迅速恢复。

转入后半月，黄医生已经醒了，但四肢肌力差，易呛咳，继续治疗……看着两位医生一天天康复，慢慢要求带眼镜、看电视、喝水、慢慢开始锻炼撤机，心里别提多高兴。

回想这一个月来和两位医生的相处，内心感慨众多。子曰同袍，与子同心。我的同事说，“如果是我躺在病床上，一定也希望能有人帮助我”。

那时那刻，我们已经成为一体，想到那些年轻的、因疫情去世的同道们，深深的感觉到瘟疫的残酷。然而当面对一个全新的、充满未知的疾病，只有随着对疾病认识的加深，治疗效果才可能会有改善，这是疾病的自然规律。

4.一位坚强的老奶奶

46床是一位开科就来住院的奶奶，基础有NTM肺病，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经过治疗后拔除了气管插管，这个奶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瘦、小、嗓门大，但偏偏因为基础病痰多，咳痰困难，因为痰堵而再次气管插管。

坦白说，跟她沟通很困难。

她喜欢敲床，比划不清也写不好，可家属偏偏又不同意气管切开，于是为了再给她一点生机，只能把感染充分控制后，再次尝试拔管看看，但她再插管的风险是真的高。

我记得拔管后，她用颤巍巍的武汉口音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今天晚上可能会死”。

安慰了她一会儿，她当时跟我们说，“如果你把我治好了，我一定好好感谢你，我给你卡。”

多么可爱的老奶奶，一句看似的玩笑话，却清晰的表达——她想活下去。即使是垂暮之年，即使是饱受疾病的困扰，都会有强烈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望。

果不其然，很快她又痰堵了，在家属必须做决定的当晚，是我去谈的话。

老奶奶一共有两个子女，儿子因为疫情在香港不能回来，女儿虽然在武汉，但也不能探视，他们不是医务人员，的确难以判断是否要再插管、是否应该气管切开，但我跟他们转述了奶奶对我说的话，他们立刻就同意了。

因为这是他们母亲活下去的唯一一线生机。

他们的母亲希望活着。

气管切开之后，老奶奶的嘴巴解放出来了，但因为说着武汉话，对口型还是不知道她说的什么，随着舒适度提高，她开始耐心用写字板跟我们沟通，有时也会朝我们竖起大拇指。

我有时会纠结，如果她一直撤不了呼吸机怎么办，如果花费过多家庭不能负担该如何，但无论如何，至少现在她有再见到孩子们的机会。

在我们撤离武汉的时候，她已经转去了当地医院的ICU。

真希望她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5.离开：同一个梦想

这次奔赴武汉，我们医疗队一行164人，彼此不甚熟悉。

但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有同一个梦想。

最忙的时候，我们的病房内有3台ECMO、3台CRRT、5个有创机械通气和3个俯卧位，医生和护理的任务都非常繁重，但是大家互相扶持，相互提醒，一起学习。来到武汉，被大家称为英雄，但治病救人就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希望救活更多人。

和一群合拍的人，一起做一件喜欢的、职责内的、有成就感的事，很幸运、也很幸福。

回忆起在武汉的日子，满是感动。武汉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住宿，无论忙到多晚，都会有人在门口迎接，都会有热腾腾的餐食，大巴车师傅跟着我们一起倒夜班，还每次对我们说“谢谢！”。

24小时等候的出租车师傅，毫无怨言，对我们笑容满面。快递小哥，不辞辛苦，连续几天蹲守在宾馆门口，为我们免费邮寄行李。江滩公园门口的大爷，主动为我们开门，风雨无阻。

谢谢你，武汉。

4月6日下午，我们收到撤离通知，晚上完成转病人、收拾病房、整理器械……在回驻地的路上，班车师傅特意绕上长江二桥，让我们得以欣赏长江之美，跟来时的死气沉沉完全不同，现在这里一片生机、绚烂多彩。

回到住处，邮寄物资、打包行李，躺下已是深夜，习惯性地看了一下中法C6东工作群，想找找看患者的监护、呼吸机和血气，但再也没有更新。

时间仿佛定格在最后的那一条消息。

武汉，偌大一个城，来时街头空旷，门户紧锁。这两个月，这里经历了严寒、大雪、冰雹、冷雨。

如今春天来了，早樱也开了。

6.后记

本次是蔡莹自愿前往武汉参加抗疫。她原本可以不去，安全舒适地呆在北京家中，毕竟她的孩子才刚刚一岁多，然而她坚定的选择跟战友一起前往。

“我的母校告诉我，要感恩、要回馈社会。”她后来被采访时说。

蔡莹为国华纪念中学2008届毕业生。国华纪念中学是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于2002年捐资2.6亿元兴办的一所纯慈善、全免费、全寄宿民办高级中学，每年为全国2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提供全免费高中教育，并一直资助其完成大学学业，总投入已超过6亿元。

国华中学真的给了贫困的孩子一个好的平台，蔡莹谈及母校时说，每个学生对母校都有一种情怀，“学校就是我们的家，家的背后是碧桂园，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撑。杨叔叔（杨国强）对学生是真的好，他是孩子们人生的引路人。”

国华同学之间的感情很好，毕业之后也经常聚会，回到学校老师就自己做饭给大家吃，去老师家里就像回爸妈家一样。

蔡莹小时候在一个县级市念书，家里供的很辛苦，总是担心高中学费和生活费，会给父母带来太多压力。自从上了国华之后，完全没有这些忧虑，只需要努力学习，人际交往也非常单纯。虽然国华的重本率很高，但是高三的时候体育课还很多，各类文体活动也很多，学生都要求全面发展。

在国华纪念中学，学会做人做事和回报社会是比学知识、学技术更重要的教育。

“我觉得这是学校带给我的，老师、同学和杨叔叔带给我的。”她说，国华的生活带给学生们的是思想和修养的蜕变，以奉献社会为终生追求，这是国华的一个价值观，她会带着这个“初心”，在医生的岗位上继续坚守与奉献。

注：文中杨医生、黄医生皆为化名。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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