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源自余华2010年5月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经历。此文首刊于2018年第1期《收获》“行走的年代”专栏。并收入余华散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文中写到,纪念馆有一处国际义人区,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而一个波兰人说出了一句令他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在余华看来,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人性的力量:“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上面镌刻着:I will put my breath into you and you shall live again, and I will set you upon your own soil.
2010年5月,我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去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在一座山上,由不同的建筑组成,分成不同的部分。二战期间纳粹杀害了六百多万犹太人,已收集到姓名和身份的有四百多万,还有一百多万死难者没有确认。有一个巨大的圆锥状建筑的墙上贴满了死难者的遗像,令人震撼。死难儿童纪念馆也是圆形建筑,里面的墙是死难儿童的照片交替出现组成的,里面的光也是由这些交替出现的照片带来的,一个沉痛的母亲的声音周而复始呼唤一百多万个死难儿童的名字。纪念馆的希伯来文原名来自《圣经》:“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段话里的“有记念、有名号”。
纪念馆还有一处纪念国际义人,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展示的国际义人有两万多人,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也有非国际义人的话,有些已是名言,比如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话:“当初他们屠杀工会人士,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人士;后来他们屠杀共产党,我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是基督教徒。最后他们要杀我了,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因为能够说话的人都被他们杀光了。”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话也刻在那里,一个波兰人说下了一句让我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二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无比强大。我在耶路撒冷期间,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他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父亲和他在一起。二战结束以后,他从未说起在集中营里的经历,这是很多集中营幸存者的共同选择,他们不愿意说,是因为他们无法用记忆去面对那段痛苦往事。当他老了,身患绝症,他儿子是一个纪录片导演,鼓励他把那段经历说出来,他同意了,面对镜头老泪纵横说了起来,现场摄制的人哭成一片。他说有一天,几个纳粹军官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排成长队,然后纳粹军官们玩起了游戏,一个拿着手枪的纳粹军官让另一个随便说出一个数字,这另一个说了一个七。拿手枪的纳粹军官就从第一个数,数到第七个时举起手枪对准这第七个的额头扣动扳机。拿手枪的纳粹军官逐渐接近他的时候,他感到父亲悄悄把他拉向旁边,与他换了一下位置,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个纳粹军官数着数字走过来,对准他父亲的额头开枪,父亲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时候他不到十岁。
说点轻松的,也是2010年,我去南非现场看世界杯,学会了好几种骂人的脏话,因为每场比赛两边的球迷都用简单的词汇互骂,我记住了。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什么样的脏话都是一学就会,现在这些脏话全忘了,后来没机会用。差不多十年前,我家里的餐桌是在宜家买的,桌面是一块玻璃,上面印有几十种文字的“爱”,开始的时候我看着它心想这世界上有多少数量的爱?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全世界的球迷在为己方球队助威时都用脏话骂对方球队,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里都有“爱”?这让我想起两个中国成语,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接下去我就说说这个。
中国的明清笑话集《笑林广记》里有一个故事,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过城门,横着拿过不去,竖起来拿也过不去。一位老者看到后对他说,我虽然不是圣贤,也是见多识广,你把竹竿折断成两截就能拿过去了。法国有个笑话,这是现代社会里的笑话,一个司机开一辆卡车过不了桥洞,卡车高出桥洞一些,司机不知所措之时,有行人站住脚,研究了一会儿,对司机说,我有一个好主意,你把四个车轮卸下来,卡车就可以开过去了。
这两个笑话的时间地点相隔如此遥远,一个是明清时期,一个是二十世纪;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法国。可是这两个笑话如出一辙,这说明了什么?应该说明了很多,我说不清楚,别人也说不清楚,也许有一点说明了,就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头禅——人都是一样的。我再说说两个与我有关的故事,第一个是《许三观卖血记》,小说里的许玉兰感到委屈时就会坐到门槛上哭诉,把家里的私事往外抖露,这是基于我童年时期的生活,当时我家的一个邻居就是这样。这部小说1999年出版了意大利文版后,一位意大利读者对我说,那不勒斯有不少像许玉兰这样的女人,隔些天就会坐到门口哭诉爆料。第二个是《兄弟》,十二年前在中国出版时受到很多批评,2008年出版法文版时,一位法国女记者采访我时对此很好奇,问我为什么《兄弟》在中国遭受那么多的批评,哪些章节冒犯了他们。我告诉她有几个章节,首先是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窥,我还没有说其他的,这位女记者就给我说起法国男人如何在厕所里偷窥的故事。这下轮到我好奇了,我说,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窥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文革”时期,那是一个性压抑的年代,你们法国的男人和女人上床并不那么困难,为什么还要去厕所偷窥?她说,这是你们男人的本性。
类似的故事我可以继续往下说,与我无关的应该比与我有关的还要多,让我说一千零一夜是不可能的,说一百零一个还是有可能的。从上述角度看,知道人是什么似乎很简单。可是换一个角度,从那位朴实善良的波兰农民的角度来看,知道人是什么就不那么简单了。“犹太人”在他的知识结构之外,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人是什么,因此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犹太人。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性的力量,同时也意味着他确实知道人是什么,这样的人可能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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