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元和孤军营将士在一起

1、悲痛欲绝：谢团长遇刺血染操场

1941年春末的一个早上，我们照例去孤军营排戏。一跨进营门，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战士们三五成群，有的在咬牙切齿骂郝某某，有的捶胸顿足放声大哭，有的低垂着头，瞪着双眼坐在地上发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整个孤军营乱成一团？再抬头一看，大礼堂门口围着一大堆人，门口两边墙上靠着长长的梯子，爬在梯子上的战士，有的拿着钉槌，有的拿着铅丝卷，有的拿着裁成长条的黑布和白布，正在忙碌地布置着什么。一连连长上官志标正在指挥，大声地叫这个、喊那个。

我们赶快朝大礼堂门口奔去。石洪漠刚好转身看见了我们，大叫道：“三位叶小姐，出了大事了……”他说不下去了，背转身，号啕大哭起来。这些历经苦难的将士，不久前在和租界当局斗争时，还是个个斗志昂扬的，现在怎么成了这副模样？当我们奔到大礼堂门口，向里一望，不由地惊呆了。在礼堂戏台前的长凳上，坐着很多将士，都在那儿流泪哭泣。他们的眼睛，都是又红又肿。戏台前的长桌上，躺着一个人，只露出戴着军帽的头部，身上蒙着一块白布，白布上还覆盖着一面国旗。因为礼堂很大，看不见那位军人的面孔，但我们三人都惊恐起来，不约而同地喊道：“是谁？”

有些战士听到了我们的呼声，回过头来抽泣着说：“团长！我们的团长……”我们立即冲到桌前，轻轻地揭开了蒙在他脸上的薄纱——天哪，我们崇敬的谢晋元团长永远闭上了他的双眼，静静地躺在长桌上！将近三年多，无论是浴血奋战四行仓库，还是艰难困守胶州路营区，这位孤军营的灵魂人物，从来没有叫过苦，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万万想不到，一夜之间泰山崩颓，他竟然与我们永别了！

我们禁不住伏在谢团长身上痛哭起来。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觉得有人在拉我起来，同时还递给我一块热毛巾，叫我擦把脸。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孤军剧团负责人伍杰。他和石洪谟、陈祖谟等一起，把我们扶到他屋里，叫我们休息一下。

等我们的情绪平静下来后，伍杰红肿着眼睛，才慢慢地说道：“今天清晨，在例行晨操的时候，团长站在司令台上看我们跑步。当队伍走过他身旁时，排在最后一排的郝某某突然从队伍中窜了出来，弯下了腰。当时大家都没在意，以为他是在弯腰系绑带，队伍继续向前跑。万万没想到，他从绑带里抽出一把一尺左右的匕首，转身向毫无防备的团长胸部和腹部乱刺。我们只听到团长喝问：‘你要干什么？’等大家回头看时，团长已倒在血泊之中，胸口的血正在狂喷出来。只有短短几分钟，团长就停止了呼吸。这时才有人想起抓凶手。而郝某某在行刺得手后，拿着匕首，从操场向营门口逃去，结果被门口的白俄守卫截住了。我们要守卫把郝某某送回营内，但他们就是不肯。瞭望台上的哨兵对营内发生的突变，当然看得清清楚楚，这时他们拼命地吹警笛、打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一辆警车，把郝某某带走了，说他是杀人犯，要送他去巡捕房审问。我们几个人，当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懵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还是徐连长沉着，叫人把团长抬回团部，洗清血污，换上干净衣服，抬到大礼堂里安放。同时叫白俄领班打电话通知李先生他们来营，共同商量后事。这姓郝的小子，肯定和外面有勾结，否则怎么会有那柄锋利的匕首呢？”

这时萧阿狗插嘴说：“是啊！我前几天就发现郝某某的情绪有点不正常。他睡在我旁边，晚上我常被他在炕上不断翻身而吵醒。在吹熄灯号以前，我看到他睁着两眼，一动不动地看着屋顶发呆，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当时，我还以为他在想家，心中不好受。所以我只是安慰他，叫他少想些，多和我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谁知道这狗日的，却打这样的坏主意！他肯定早就和外面的坏人搭上了线。像今天早上的事，从他离开队伍，弯腰拔出匕首，然后跑上司令台向团长行刺，这中间至少也有两三分钟，瞭望台上的哨兵应该都看到了，当时为什么不吹警笛，而直到他刺死了团长、向门外逃走时才吹警笛呢？”

石洪谟接着说：“对呀，白俄门警可以让他冲出营门，却不许我们去抓他回来，而且一会儿警车开来就把他带走了。他们一定是事先就布置好的。如果那时不把他救走，在弟兄们盛怒之下，这小子还能活命吗？”又听一个战士说：“郝某某今早迟到也是故意的。因为他知道迟到的人只好排在队伍末尾，他就利用大家背对着团长跑步的当口，趁机向团长下了毒手。”

这天是1941年4月24日，一个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谢晋元遗体入殓。照片上方的女青年中，有作者和妹妹、叶茵绿等

1941年5月4日《申报》报道，前往孤军营的吊唁者络绎不绝

2、忠魂不灭：追悼会盛况感天动地

谢晋元遇刺身亡的噩耗，很快就传遍了上海滩。各家报纸都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一新闻，有的报纸还出了“号外”。各界人士和群众，纷纷写信、打电话给报社，要求严惩凶手、追查幕后指使者，同时还提出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这位不屈的民族英雄。

孤军营的干部和国民党的代表一同清理了谢团长的遗物，除了许多书籍和随身换洗衣服外，别无长物。李先生在整理谢团长书籍时，还发现了几本日记本，里面记录了谢团长自受命守卫四行仓库起直至被刺前一天的历程，十分珍贵。

经过与租界当局的协商，决定在营内为谢团长举行追悼会，各界选派代表参加。由于天气趋热，营内没有冷藏设备，因此定于五天后的早上8点开追悼会。会后将灵柩安葬在租界，等战争结束后再移葬谢团长家乡。同时还决定，允许市民群众入营瞻仰遗容。因场地有限，吊唁者只能绕场一周，不能在营内停留。

孤军营的门口以及海防路上，挤满了想要进来瞻仰谢团长遗容的人群。他们扶老携幼，手持白花，臂缠黑纱，胸佩黄花，有的还在不住地抽泣，要求让他们进营区看上一眼。这些悲情难抑的人们，也感动了守门的白俄哨兵。他们让吊唁者排好队伍，每五百个人为一批，出来一批后再进去一批，每批在里面不得超过二十分钟。一连几天，从清晨到天黑，人流始终不断。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各界人士，应有尽有。进入礼堂时，有的捶胸顿足，有的抚棺哭泣，有的痛骂叛徒。这时大礼堂里已重新布置过了，谢团长的遗像挂在戏台的正面墙上，镜框上围着黑白两种纱编起来的素球和素带。遗像的两边悬挂着国旗和党旗，上方是“千古永垂”四个大字。余下的地方，几乎都被白菊花堆满了，有的做成花圈，有的扎成花束。挽联、横幅挂满礼堂的四周。一连连长上官志标做了临时负责人，三连连长伍杰担任总务，只见两个人忙出忙进。团长的勤务兵和我们几个女学生以及王氏母子，一直代他们守在灵柩旁，大家的眼睛都红肿着。

不知何故，追悼会一再延期。正式举行追悼会的那天，海防路和胶州路上人潮汹涌。很多没有拿到入营证件的人，也都想挤进去参加追悼会。事实上，孤军营里已经到了饱和的程度。最后，白俄哨兵只好把大门关上了，但营区外的马路上还是万头攒动。

上官志标主持了追悼仪式。李先生请来了国民党上海市地下组织负责人致悼词。他肯定了谢团长几年来带领部下坚守四行仓库和孤军营的抗日功绩，说政府和老百姓是永世不会忘记的。同时，他对目前尚在孤军营的官兵进行慰问，勉励大家在几位连长领导下，继承谢团长的遗志，团结一致，继续努力。接着，还有几位学生和其他代表发了言。说实在的，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心思听下去，脑子里全被“孤军营的弟兄们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占据了。直到哀乐声突然响起，那沉痛的声调，才使我清醒过来。

追悼会结束了。群众绕场一周后，棺木就要盖上抬走了。我们从此再也见不到谢团长了！为了争取再看上一眼这位抗日英雄，很多人拼命地向前挤，场内秩序顿时乱了起来。幸好将士们事先已作了准备，挑选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排在前面，引导着吊唁者绕过灵柩，然后从礼堂后门陆续出去，秩序才稳定下来。这时，我们几个女学生忙把用白绢包好的各自的相片，放在谢团长的枕边。谢团长在上海遇刺身亡，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子女，就让我们这些相片伴随着他长眠于地下，慰藉他的英魂吧！

大礼堂的后门打开了。乐队在前，谢团长的灵柩随后，再后面就是孤军营干部以及李先生等随行人员。大家缓缓地向营区大门走去。参加追悼会的人们，很自然地分列成两行，夹道相送。大把大把的素色鲜花，向着这支送殡队伍抛去。随着孤军营大门的打开，海防路、胶州路上的老百姓，也同样自觉地列成两行，目送着这支悲壮的送殡队伍。

谢晋元追悼大会现场

香港《大公报》报道谢晋元追悼会的悲壮场面

3、落入魔掌：孤军营将士被迫修路

谢团长去世后，整个孤军营的气氛变了。往日走进营门，感觉充满生气，将士们忙忙碌碌，面带笑容。如今却不同了，看到更多的是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模样。几位连长无论才能还是威望都有欠缺，孤军营真的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早锻炼流于形式，文化课上不下去了，孤军剧团的排演也时有时无。

有一天，我们照例去孤军营探望，不料被白俄哨兵挡住了。他们客气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们别白跑了，快回家去吧！”可是，我们每隔几天，仍身不由己地要去那儿看看，哪怕围着孤军营区走上一圈，心里也好像要舒服些。

1941年冬，日本鬼子偷袭了珍珠港。我们明白孤军营的灾难时刻快到了。但我们几个女学生仍很天真，跑到工部局去找我们熟识的白俄哨兵，恳求他们偷偷地打开营门，让孤军将士们逃走。那几个白俄哨兵苦笑着摇摇头。又过了几天，我们再去胶州路时，看到眼前的景象全变了，隔离的围墙拆了，里面的营房被推倒了，孤军将士踪影全无。我们只觉得血往头上涌，眼泪止不住从面颊往下流。我们找了住在营区对面的一位老爷爷，向他打听孤军营的下落。他悲愤地说：“作孽啊！这些人被关了这么长时间，前几天晚上工部局派来了几十辆卡车，把他们全都装走了。卡车是往西开的，谁也不知道把他们运到哪儿去了！”

然而我们仍不死心，几次三番到海防路、胶州路附近的居民家去打探消息。最后，在一户居民家里，遇到一位年轻人。他悄悄地告诉我们说：“上星期，我到虹桥路一位亲戚家去，那亲戚就住在沪西租界的边上。在他家不远的地方，有长长的铁丝网隔着，有日本鬼子来往巡逻。我看到很多人正在那里修路，不停地挖呀抬呀。起先我还以为那些人是被日本鬼子拉来的民伕。但仔细一看，这些人都穿着破旧的军装，其中有几个我还认得，就是孤军营里的士兵。看他们脸色又黄又瘦，疲惫不堪，真是作孽啊。日本鬼子手里拿着又粗又长的皮鞭，还牵着又高又大的狼狗呢！”

我和妹妹、茵绿商量了一下，决定到虹桥路去探个虚实。星期六下午，我们三人向车行租了三辆自行车。骑到虹桥路口处，看到前面不远处果真有铁丝网。我们假装在马路上练习骑车，一边走一边暗暗观察，想证实一下那位居民说的是否属实，如果可能的话，就设法和孤军营战士通个信息。

那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冬天虽还未过去，却已有了点初春的气息。太阳晒在身上暖烘烘的。我们看见沿马路西面一排，有很长的铁丝网拦着。稍远处，有不少人正在那儿干活。几个日本鬼子手里扬着皮鞭，那种耀武扬威的架势，叫人看了恶心。

我们三人并排骑着自行车，向那群修路人慢慢靠近。起初他们谁也没在意，只是埋头在干活。当我们骑着自行车再次接近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刚好抬起头来用袖子擦汗，无意之中，和我们的目光碰了个正着。顿时，这群人中起了一阵骚动，好多人都抬起头来向我们这个方向望着。啊，我们看到了伍杰连长，他向我们做了一个“快走”的手势。我们也怕被日本宪兵发现，对他们造成不利，只好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了。我们终于知道了孤军们的下落，亲眼看到了他们在皮鞭下做苦工。一道又粗又长的铁丝网，硬生生把我们隔开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又骑了车向虹桥路口驶去。修路工程进展很快，仅隔了一天，已距离虹桥路口不远了，和我们骑车过来的这条路快接上了。由于昨天的相遇是在彼此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双方只是相互看了一眼就分开了。今天，我们寻找机会，希望能相互通个信息。远远的，我就看到修路人中间不时有人抬起头来张望。趁日本宪兵不注意，我们将包着小石子的纸包，从下面丢过了铁丝网，然后若无其事地向前慢慢骑过去，直到马路的尽头。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后，我们又起身慢慢腾腾往回骑。这时，看到伍杰假装小便，顺手把一个小纸包丢在铁丝网外的马路边上。当时我们不敢去捡，先骑车到徐家汇附近一家电影院去看了场电影，然后再向虹桥路骑去。

到了那儿，果然修路人已收工，鬼子也不见了。那个白纸包，依然躺在马路边上。我下车把它捡起后，塞进口袋，招呼同伴赶快骑车回家。那儿本是个危险之地，何况天已快黑了，我们毕竟是三个年轻的姑娘。骑车到了徐家汇那里，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就停了下来，把纸包打开一看，是伍杰连长写的：“三位叶小姐，能在这种地方看到你们，我们的心都碎了。我们在租界被接收前几天，就被当局引渡给了日本鬼子，一直在附近做苦工。昨天看到了你们，你们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我们生活再苦，劳作再累，信心不变。我们决定要设法脱离苦海。你们今后决不要再来看我们了。千万不要来，这太危险了。你们应该好好地保护自己，为今后报效祖国。”下面具名是“全体战士”。看了这纸条，我们三人抱头大哭。

回到家里以后，我们一直在苦恼着，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既然已经知道了孤军将士们的下落，为什么不去多看他们几次呢？经过了几天的思想斗争，勇气战胜了胆怯。我们又租了自行车，冒险去虹桥路口探望。谁知老天不遂人愿，连接虹桥路口的道路已经修好，铁丝网也已移动了位置，虹桥路上再也看不到修路人的身影。人海茫茫，前途难测。如今一别，何年何月再能见到他们呢？

附记：

1942年，我和妹妹以流亡学生的身份辗转到达重庆，先后上了大学。1943年夏天，我意外地遇见了从日寇魔爪下逃脱的孤军营排长陈祖谟。我就读的大学得到消息后，还把他请来作报告，介绍他们后来的苦难经历。1947年初，我从上海去南京，在北火车站月台上，巧遇了曾在孤军剧团一起演出的石洪谟。他当时已担任上海站的铁路警察。这些都是后话了。

叶茵绿于1946年患肺病去世。我妹妹叶珉也在1973年因肝病去世。当年的“三位叶小姐”，如今只剩下我一人，而我也已经94岁，来日无多了。二十年来，几乎每年的4月24日前后，即谢晋元团长殉国的纪念日，我都要去他的墓前凭吊，献上鲜花。鲜花下系的写有挽词的卡片上始终是三个人具名：叶琬、叶茵绿、叶珉。

每年的4月24日前后，作者都会向谢晋元墓献上鲜花

2015年4月24日，作者在亲戚陪同下向谢晋元墓献花时的挽词

作者在家阅读刊载她回忆文章的《上海滩》杂志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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