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31日，孤军营撤出四行仓库

中流砥柱：谢团长临危定军心

加入孤军剧团后，我们就成了孤军营的常客。门口站岗的白俄哨兵也渐渐认识我们了，平日出入也不再验看出入证了。有时排戏晚了点，营门早已关闭，但只要孤军营将士送我们到门口，他们也从不为难，打开营门让我们回家。这段时间，我们和官兵们已经混得很熟了，唯独见了谢团长仍相当敬畏，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无形的威严。

有一次演出结束后，伍杰连长对我们说：“你们暂时别回家。谢团长派人来吩咐，今天要请导演和全体协助我们演出的人吃晚饭，他说你们连日辛苦，要慰劳一下。”听了这话，大家都很惊喜。卸妆后收拾完毕，因时间还早，我们就在后台和几个孤军演员聊天，话题的中心自然是谢团长的为人和作风了。

淞沪之战爆发时，谢晋元并不是他们直接的领导，而是团部的一名团附。当他们这个营接受留守命令时，是谢团附主动要求留下协助营长死守四行仓库的。大部队西撤后没两天，营长在一次巡逻时中弹牺牲了，这副重担就压在了谢晋元一人身上。国民党当局为了鼓励他们死守仓库，就提升谢晋元为团长。

从踏入胶州路营地的第一天起，谢晋元就感觉到情况不妙，他们是遭到了租界当局的软禁。几个星期过去了，一些年轻气盛的战士早就不耐烦了，往往为了一点小事就寻衅闹事。面对军心躁动的局面，谢晋元当机立断，召集连排长到他的帐篷里开会。当时连营房都没有，都住在帐篷里。谢团长向干部们介绍了目前的严峻形势后，说：“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回归大部队，但眼下可能做不到。你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这里住上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长期没有自由，等于集体坐牢。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弟兄们吃了饭整天没事干，这样下去军心要涣散的。一旦离开牢笼，还怎么报效国家？所以要让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我们每天还是要照常升旗、跑步、出操。第一步，先自己动手，把营房盖起来。”

很快，工部局的卡车运来了大批毛竹、芦席、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谢团长身先士卒，带头参加建造营房的劳动。两三个星期后，一座伙房、四座营房就造好了。每座营房住一个连，每个连再隔出一间贮藏室、一间活动室。然后又建造了团部和大礼堂，在营房的东边建了一个操场。

官兵们的生活安顿好后，谢团长又向租界当局提出，要在营区内出操训练、学习文化和开展体育文娱活动。得到租界当局的同意后，第二天就来了一位戴眼镜的李先生，据说是某中学的语文教师，由他来负责孤军营的文化教学。实际上，李先生是三青团上海支团部地下分团中学组的负责人。戏剧业余爱好者陆起也是他介绍进来的。由于他们的到来，孤军营对外之门便逐渐打开了。营区里，篮球队、排球队、体操队、乐器队、歌咏队、棋队（象棋与五子棋）相继成立。不久，歌咏队进一步扩大，组成了孤军合唱团，接着又成立了孤军剧团……

这顿晚饭很简单。谢团长对我们这几个外来客表示感谢，并询问了一些排练演出的情况，希望我们能坚持下去，协助他们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其实，谢团长即使不说，我们也会坚持去孤军营的，因为我们已经爱上了这块地方，爱上了这群朴实而坚贞的人。

1939年3月4日《大晚报》报道孤军营在胶州路营区的日常文体生活

部分孤军营将士在吹奏口琴

宁折不弯：孤军营绝食抗封锁

随着战局的变化，日军一路西进，芜湖、九江、南昌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上海的环境也一天比一天恶劣。由于孤军营的名声越来越大，与上海民众的交流日益密切，引起了日本占领军的抗议。他们要求租界当局不许群众入营参观。租界联系人几次和谢团长交涉，均被谢团长严词拒绝。最后谢团长表示：“如果你们非要屈服于日本鬼子的压力，那我们就采取绝食方式进行抗议。”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天，孤军营有接待演出的任务。星期六下午，我们照例去孤军营排演。将士们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我们。他们说：“如果明天守门的白俄不让群众入营参观，我们就开展绝食斗争。”我们听了也非常气愤，说：“如果租界当局真的不让群众入营参观，那我们就陪你们一起绝食。”这天下午，我们排演得非常认真，一直排得很晚才回家。因为孤军剧团现在人多了，角色也比较齐全，排演的剧目比过去丰富了。我们不单排演街头剧、独幕剧，还排多幕剧，如《一年间》《祖国》《七夕》《原野》《日出》等。其中还有直接宣传抗日的剧本。所以每次演出，大礼堂都挤得满满的，往往一天演两场还不够应付。

当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好觉，心中一直感到不安，好像有什么灾难就要发生似的。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去了孤军营。起初门口站岗的白俄不让我们进去，我们拿出了工部局发的出入证，再三和他们交涉。因为一年多来他们已和我们熟识，最后还是放了我们几个人进去。其他手持参观券的人，一律被拒之门外。营里的气氛相当紧张，因为昨天夜里租界联络人又送来了租界当局停止孤军营对外开放的通知。谢团长宣布从今天清晨开始绝食，直到斗争胜利为止。所以我们进营时，看到孤军将士们一排排静坐在操场上。谢团长看见我们进来了，马上叫伍杰连长劝我们赶快回去，怕连累了我们，不好交待。我们坚决不肯，说：“我们好不容易进来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不怕的。”我们就和将士们坐在一起。抬眼四望，孤军营四周瞭望台上都架起了机关枪，白俄哨兵的人数也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绝食的滋味当然不好受。挨到中午时，还有饥饿的感觉，到后来只觉得头昏身子软，其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孤军合唱团为了鼓励士气，还不时地带领大家唱军歌。到了下午，有几个年老体弱的战士晕了过去，被抬进了大礼堂，躺在长凳上。伍连长让我们去照顾那些晕倒的人，其实是找个借口让我们离开现场。我们走进礼堂，用冷手巾敷在他们的头上，隔几分钟再换上一块。其间，伍连长几次催促我们回家。

挨到天快黑了，我们也只好回家了。临走时我们对伍连长说：“明天早上我们还会再来，一直到事情解决为止。如果看门的不让进来，我们会站在胶州路围墙外面等着，就在两个瞭望台中间的地方，这样白俄不容易发现我们。有什么情况，你们用纸包块石子丢出来，我们可以给李先生或《正言报》送信。”说完，我们依依不舍地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了。

晚上我和妹妹躺在床上，相对无言，但彼此都感觉到，孤军营目前形势险恶，日本鬼子已将他们视为眼中钉，非要拔除不可。鬼子现在还不能直接进入租界，只有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首先切断孤军营对外的联系。

1939年4月21日《申报》报道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慰劳孤军

内外配合：递消息快速送报社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去了孤军营，走到胶州路海防路附近，看到马路上站着许多老百姓，他们都伸着头，向围墙内张望着。我们想按照老办法混进营去，站岗的白俄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们见交涉无效，只好退了回来，走进孤军营对马路的一个市民家里，问他们孤军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市民说：“昨天晚上租界当局派了好几个人来，要孤军营停止绝食。官兵们坚决不答应。那几个人火了，就下命令切断水电供应。战士们气极了，拿了棍棒就往外冲，和白俄警卫发生了冲突，白俄警卫也朝天开了枪。当时营里乱哄哄的，又是火把，又是蜡烛，我们真替他们担心啊。后来还是谢团长和几个连长，把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要求租界当局派人来谈判，否则他们就静坐绝食到底。”海防路上的老百姓纷纷议论，说官兵们从昨天开始就不吃不睡，现在又断了水，天气这样热，叫他们怎么过啊！

我们知道今天是无论如何进不了营门了，就跑到昨天和伍连长约定的地方去坐等。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了，围墙内没有一点动静。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便派人到胶州路两头的岗哨附近去探查，只见瞭望台上仍架着机枪，白俄哨兵们面向营内一动不动，好像等待着命令随时准备厮杀似的。

直到下午2点钟，在我们坐的马路街沿背后，突然听到有块东西撞在居民家的墙上，然后又掉到了地上。我们连忙转身去看，果然，一个不大不小的纸团掉在墙脚边。我们几个人赶紧跑过去，打开一看，里面包着一卷照相胶卷，和一封《告上海市同胞书》，加上一张便条，要求“速送正言报社”。

我们拿了这些东西，立即朝外滩方向跑。到了正言报社，找到了我五姨的一位当记者的朋友，我们请他尽快把照相底片冲出来，和《告上海市同胞书》一起见报，这样可以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那位记者朋友安慰我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们正在写现场报道，你们送来的东西，正好能和我们的报道相配合，明天就可以见报。另外，国民党地下组织也正在和租界当局谈判，我相信这件事很快就会解决的。你们辛苦了，快回家休息吧！”

回到家里，我身心已疲惫不堪。晚上，仍然无法入睡，牵挂着孤军将士们：他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睡了，还能挺得住吗？

孤军营篮球队合影

抗争获胜：进营门再见众官兵

次日一早起来，我们首先去买《正言报》，却发现上面并没有登载孤军绝食的报道，也没有我们送去的《告上海市同胞书》。我们感到非常困惑。清早在报社是找不到人的，还是先去孤军营看看吧。我们快速赶到胶州路，一路上静悄悄的，不见人影。走到海防路转角，同样很安静。再抬头看瞭望台，架着的机关枪不见了，白俄哨兵也恢复了原来的人数，背着步枪在台上踱方步呢。是孤军营放弃了绝食吗？不，绝对不可能，肯定是租界当局让步了。我们飞快向营门奔去。果然，门口的白俄守卫，二话没说，和往日一样，笑嘻嘻地让我们进去了。

进门以后，只见将士们都在各自忙碌着，看见我们这几个女孩来了，他们快步地迎上来和我们打招呼。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不用说，孤军营胜利了！我们也不由地欢呼起来。进了孤军剧团办公室，他们才告诉我们：“昨天晚上，租界联络人和李先生等人来到团部。租界联络人正式向谢团长道歉，说这是个误会，希望我们停止绝食，今后孤军营仍和过去一样对外开放。”租界联络人走后，听李先生告诉谢团长：“我们一知道这情况后，马上就和租界当局进行谈判。海防路、胶州路的群众，也纷纷打电话或写信向各报社反映，增加了我们谈判的分量。开始时租界当局的态度还很傲慢，并为白俄守卫辩护。我们拿出了《正言报》准备刊登的照片和《告上海市同胞书》以及相关报道，严正告诉他们，如果今天不把问题解决，明天一早就见报，让全上海的人看看你们是如何对待被非法囚禁的国军官兵的。这样一来，他们就软了下来，同意孤军营按原来方式对外开放。”

战士们热情地说：“伙房因为我们三天没吃饭，昨晚特意为我们准备了美味的稀粥和白馒头。我们给你们留了一些，你们快去尝尝吧！”正说着，炊事班的人已把热气腾腾的馒头和稀粥送来了。我们早上急于出门，没吃早饭，于是就不客气地坐下大口吃起来。

这时谢团长的传令兵来了，说：“团长有请几位小姐，你们吃完了上团部来吧。”听到谢团长请我们，我们自然很高兴，吃完早饭就立刻去团部。谢团长已在会议室里等我们了。看见我们进来，他从座位上站起来，面带笑容地对我们说：“请坐，请坐。”谢团长虽然精神振奋，但他脸上掩饰不了因连日绝食留下的痕迹——本来就深陷的眼眶，陷得更深了，眼里布满了血丝，脸色发灰，两颊边的骨头显得愈加突出。谢团长说：“我代表全体弟兄们向你们几位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你们的勇敢，为你们和我们同甘共苦，表示钦佩和感谢。”谢团长说得那样诚恳，使我们十分感动，又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罢了。看到谢团长非常疲劳，我们只得简单汇报了这两天胶州路海防路上的情况，然后就告辞了。

虽然这次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孤军营照旧开放，但我总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幸的事还会接踵而来，心中隐隐不安。

1939年7月29日《申报》报道谢晋元致函租界当局要求恢复自由

文 | 叶君琰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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