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海的华工翻译顾杏卿

2018年11月11日，法国政府在巴黎凯旋门前隆重举行一战终战100周年国家纪念活动，有70余国政府首脑和代表庄严出席。在这个纪念仪式上，第一次历史性地出现华裔少女用汉语朗读一战华工翻译顾杏卿回忆录的场面，这标志着华工的贡献与牺牲在欧洲主要国家官方层面得到公开和正式的确认，顾杏卿也作为来自上海的华工翻译进入世人的视野。

在国际突然聚焦顾杏卿的背景下，除了这部回忆录，我们对上海人顾杏卿仍然所知甚少。一则旧刊消息显示，华工同人会组织联谊活动，联系地址留的是外滩友邦大厦，联系人则是顾杏卿。我托友邦保险的朋友去查，却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上海大学一战华工调研团队先后到上海档案馆、上海外国语大学以及闸北地区户籍管理机构做过寻访，均一无所获。后来我想到顾杏卿是民革成员，最后终于在相关部门协助下找到了两页顾杏卿的自传（写于1956年12月22日），从文字内容判断应该是加入“民革”的申请书，里面这样写道：

余为上海人，生于1897年，出身贫农，因此幼时家境穷苦。余年七八岁时，在舅父家所开设之私塾求学，待年至九岁随大叔赴无锡求学，余在锡圣公会教会学校读毕初中后，该校停办，乃投考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幸得考取。……当余读完约大大学一年级时，为了担负起家用，我应募赴法任首次欧战华工翻译，计有三年，随后赴美留学入美国华盛顿大学，系工读生，生活异常困苦，一年后因获得芝加哥西北大学之特别津贴，乃转往该校肄业。1923年毕业仍在该校研究院作进一步研究，在美负笈数载，所研读主要课程为英美语文及政治经济，由美回国后，先在母校圣约翰大学任教英文一年后，母校为立案纠纷暂行停办，乃前往杭州之江大学担任英文及经济二课之讲授，该校亦因立案事一度停办。……解放后我的思想是有一些进步的，但仍感不够的，为了不断提高我的政治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服务起见，我要求加入（民革）。

顾杏卿《欧战工作回忆录》出版广告

顾杏卿（1897-1986）是上海闸北西宝兴路顾家宅人，曾就学于教会学校，具有较好的外语能力，1917年作为翻译参加一战华工队，后前往美国西北大学留学。回国后先后在上海、重庆等地任职，1937年2月出版《欧战工作回忆录》，解放后曾任上海外国语学院英文教授。根据顾杏卿在《欧战工作回忆录》中的记述，我们也可以还原出他与华工队一起赴欧的时间和路线：

1917年春，顾杏卿应募华工队翻译，随华工队一起赴欧。他们在青岛出发，途经日本长崎、横滨，于1917年5月9日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同年5月18日，华工队一行人乘火车穿越北美大陆经蒙特利尔抵达哈利法克斯，并于6月1日乘华工运输船横渡大西洋抵达英国利物浦，次日抵达福克斯通。1917年7月7日，华工队经法国白龙（今布洛涅）到老爱儿地（今努瓦耶尔），约两周后抵达并开始驻扎比利时怕勃伦基（今波普林格）附近营地。1918年3月间，华工队驻扎尔能及斯脱（今雷宁斯特），并曾前往巴斯察波、爱亚两地。1918年11月11日，顾杏卿等人在鲁昂油厂工作时，亲眼目睹终战日的狂欢场面。1919年10月，顾杏卿一行得到回国命令，便乘船经加拿大抵达青岛港，最终返回上海。

华工队赴欧航线图

一战华工的主体是农民，可以统称为农民华工。除了农民华工之外，华工在构成上还有两类容易被忽略的人群：华工翻译和技术华工。这两类人群很多是来自于上海。顾杏卿是来自上海的华工翻译的典型代表，他撰写的《欧战工作回忆录》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翔实记述一战华工招募、行程与工作生活的专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我们也希望了解顾杏卿的上海市民或地方志专家能进一步提供关于他的情况，以共同推进一战华工研究的史料建设。

技术华工招工条件非常严格

技术华工是一个宽泛的称呼，不同于一般从事苦力活的普通华工，这些华工有的专门通过“技术工人”的名目，从产业基础较好的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工厂中招募而来；有些则是对普通华工经过简单培训后，再安排在工厂和战地相关技术部门工作——要知道，在庞大的普通华工群体中，也有很多人精于木工、石匠、铁匠和建造等工作。当然，在正式上岗之前，他们一般要经过试用期技能考核。对于中国而言，这些人属于较早具有工业生产经验的群体，他们或多或少会对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产生一些影响。

法国方面，技术华工由陶履德使团、法国盖兰·德雷瓦尔公司直接招募或者委托梁士诒等开办的惠民公司进行招募；英国则通过威海卫、香港、青岛、浦口等各地设立的招工局进行招工。在上海，兴业洋行、道信洋行和普益洋行等商业机构也参与了招工工作。1916年起，《申报》上就陆续出现了招工信息发布、招募过程包括后期遣返的消息。如1917年9月27日的《申报》就称，英国威海卫招工局干事陈礼庭数次往返于威海卫与上海，招募铁道华工。由于华工招待所位于浦东，需要轮渡前往，有诸多不便。后来由陈礼庭报告英公署，准予将招待所移至租界。陈礼庭曾在上海三马路庆和里租赁房屋十栋为华工招待所，分批注册、体检、派遣。根据报道，其中第七次招收华工90名，送至仁济医院进行圣经布道并考察体格，最后仅取30余名，这批招募华工随后乘温州轮船开往威海卫转远洋轮船赴欧。技术华工一般被安排在法国和英国的工厂或武器保障维修部门工作，有一部分还从事铁道修建和维护。

一战华工在工厂劳动

熟练技术华工的待遇要明显高于一般“苦力”，但毫无疑问对技术要求也会很严格。如果其中发现有问题的华工，会被遣返回上海，这时候，巡捕房的施总巡就会派人前往码头进行接应。如果是本地人就自行解散，如果是其他地方来的，则带回大自鸣钟巡捕房就近安排住宿，等第二天安排轮船送回各自家乡。由于这些被遣返的华工没有工资，探员往往带领至茶馆解决伙食，事后再到领事馆报销。这些措施看起来似乎对华工颇为优待，当然也毫无疑问会有助于招工宣传。

在法国的上海技术华工大多没有延长合同。根据档案记录，1919年1月初，他们就都返回了上海，其中原因，大概由于法方用工苛刻，“上海机匠多谓不得殊利不愿再留”。青岛也有一部分技术华工赴欧，但归国信息缺失。由南方所招募的技术工人，则多返回上海、汉口等地，再进工厂充当技术工人。也有一小部分从法国回到中国的技术华工，之后又带领着更多工人去法国谋生，报载“大批工人向上海法轮公司定购舱位”，在1923年形成新一轮的“赴法”热潮。

华工历史为当代敲响警钟

2019年底，我听说在上海档案馆存有300余份有关一战的档案资料，便前去查证。经过清理，发现幻灯片内容涉及法国殖民地军团、战场、工厂生产等丰富内容。其中关于华工的幻灯片有28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张俊义研究员的协助下，最后确定这批资料与法国国防部影像中心所藏原片为同一内容，但能够在上海集中发现一批有关一战的历史资料仍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这批档案资料原为震旦大学教学幻灯片，随着1950年代初震旦大学的撤并，资料转入上海档案馆。因这些资料长期存放在库房中，装有幻灯片的木制盒子已经有些朽坏。上海大学现代人文研究中心（一战联合研究中心）与上海档案馆合作对其中部分幻灯片进行了数字转化，以开放给社会查阅使用。这批档案在蒙尘近70年之后，终于可以与公众见面了。

从书面文献来看，上海毫无疑问是保存国内一战史料最丰富的地方，这得益于当时上海发达的新闻出版工业和便捷的国际资讯交流。根据旧刊刊载的内容来看，一战期间上海的媒体对战争进行了频密翔实的报道，战略分析、战役进程、财政、运输、社会运动等等不论巨细，悉能发布出版。上海有关一战及华工的资料主要见于当时的报纸杂志，如《东方杂志》《申报》《远东时报》等，其中《申报》以及时报道见长，而《东方杂志》多政论文章，《远东时报》则是英文刊物，主要面向外国侨民。里面提到了关于上海华工招募的一些主要场所：如英国驻沪招募华工事务所，为了招募劳工，曾从浦东搬到三马路（汉口路）庆和里；普益洋行和泰昌洋行也曾在四川中路、广东路3号招募劳工。仁济医院、英商祥生铁厂、虹口瑞镕船厂曾在山东中路145号、陆家嘴和杨树浦路622号附近为华工进行体检考核等等。至于华工的放洋或遣返，则是由浦东洋泾港口（今延安东路）、黄浦港公司码头（东起大连路，西至秦皇岛路，北依杨树浦路）、外滩法公司码头（今延安东路）承办的。位于长寿路西康路的大自鸣钟总巡捕房则协助办理以上事项。

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上海租界当局曾在外滩建立“欧战纪念碑”（和平女神像），具体位置在气象塔北侧，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路口。1924年2月16日，纪念碑正式落成。欧战纪念碑底座由钢筋混凝土砌成，中间为空心，座基贴有花岗岩，两旁有铜做的盔胄盾甲等古代战争用具。碑顶矗立青铜制和平女神像，女神低首垂目，左手抚摩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右手伸向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以示安慰。雕像庄重安详，有寄寓和平祈望之意，艺术价值亦颇高。

外滩欧战纪念碑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全部沦陷，日本人授意汪伪政府将和平女神像连同基座两旁的浮雕拆除，碑面文字被全部磨去。从一战时协约国的盟友，到二战时法西斯轴心国的主力，日本逐渐暴露出侵占亚太以至全球扩张的野心，大亚细亚主义成了粉饰其军国主义侵略实质的遮羞布，因此即使他曾经是一战时的战胜国，欧战纪念碑也要被当成西方殖民的象征而无情地拆掉。殊不知自一战之后，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殖民威胁恰恰来自于身边这个黄皮肤的邻居，对历史记忆及其象征物的争夺真实地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的霸权更迭。

作者：杨位俭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孙欣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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