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娃河

1978年初春，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提着简单的行李，从家里出来。父亲执意要送我，他很兴奋，因为他的在乡下“插队”多年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今天要到华东师范大学去报到了。在我的一生中，几次离家出门，都是父亲为我送行，一次是60年代初我到郊区读寄宿中学，一次是“文革”中我去崇明岛“插队落户”。而这一次考上大学，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文革”结束后，大学终于又恢复公开招考，1977年秋天，无数像我一样超龄的考生走进考场，在飘着油墨清香的考卷上，追寻那耽误了十多年的宝贵时光。上大学，对我来说，就像做梦一样。我没让父亲送我去学校，他站在弄堂口向我挥手。我发现，白发苍苍的父亲，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那一年，我26岁，父亲67岁。

1、跨进校门的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的眼睛发热……

踏进校门那一瞬间的感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早晨，大学门口人流不断，来报到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拥来，他们大多数和我一样，早已超过了读大学的年龄。“文化革命”把我们耽误了十年，能重新踏进大学校门，再当一次大学生，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跨入校门的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的眼睛发热……

华东师范大学，也是一所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她的前身是大夏大学，瞿秋白曾在这里教书。我即将就读的中文系中，有不少我熟悉的作家和教授，譬如施蛰存先生、许杰先生、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他们不仅是有名的学者，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能来听他们上课，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那幢有着圆形廊柱的古罗马式青灰色文史楼，虽然只有三层，但看上去宏伟壮观，给人一种悠久厚实的历史感，仿佛这就是渊博知识的象征。文史楼三楼的315教室，是中文系77级上大课的教室，我们将在这间大教室里上四年课。华东师大的校园在上海的大学里是最美的，校园里有河，有桥，有花园，林荫道边绿草如茵，灌木丛中曲径通幽。校园里那条河叫丽娃河，河边有一块绿地，叫夏雨岛，这些，都成为同学写诗作文的素材。我们毕业后，中文系的同学成立了一个诗社，社名就叫“夏雨”诗社，诗社的刊物就叫《夏雨岛》。

我们这一届大学生，最大的特点，是同学之间年龄差异很大。我们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和最小的同学竟相差17岁。学生的经历也很丰富，有下乡“插队落户”的，有当过工人，参过军的，也有当过教师的。学生来自天南海北，有东北的，有西藏的，也有云南和四川的。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龄，使同学之间的交流和互补丰富而有趣。在中文系这一届的学生名单中，我发现了孙颙和王小鹰。孙颙和我同在崇明岛参加高考，不过他在农场，而我在县城。孙颙那时已经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他写的短篇小说《老实人的故事》等作品，曾在文坛引起反响。王小鹰是诗人芦芒的女儿，曾在黄山茶林场务农，她当时的特长是写儿童文学作品，上大学前，就出版过一本写茶林场生活的小说。

1977年12月11日，赵丽宏（最后一位）在崇明中学参加高考

2、每天早晨，学校小书店门口挤满了买书的学生

进大学不久，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图书的开禁。一批世界名著重新出版发行，对爱好文学的人们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这也是一个文化专制和封闭的时代结束的象征。新书上架时，每一家新华书店门口都有排队购书的长龙。华东师大校园里有一家小书店，每天早晨，中文系的学生和其他系的学生一起，早早地等在书店门口，门一开，大家便蜂拥而入，不管出了什么新书，先买下来再说。那时，尽管囊中羞涩，但我还是倾其所有，将可能买到的书都买了下来。还好，那时书价便宜，四本一套的《战争与和平》才五块钱出头一点点，上下两本的《悲惨世界》还不到两块钱，像砖头一样厚的《红与黑》才一块多钱，花十块钱，便能捧回一大堆新书。这些书，尽管以前都读过，但是，有不少书是偷偷摸摸借来读的，现在，能自己拥有这些书，是一种莫大的满足和幸福。我还买了重新出版的很多诗集，其中有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有歌德的《浮士德》，有雪莱、拜伦和海涅的诗选。很多中国的现代文学名著也纷纷重版，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茅盾的《子夜》、曹禺的剧作选、冰心的散文选、艾青的诗选等等。这些书也出现在我的小小的书架上。而现代文学中曾经绝迹的一些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如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虽然不能一下子看到重新出版的书，但在图书馆能借到他们的书，在阅览室里能读到他们的书。对以前所知的文学史，现在大家都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离那家小书店不远，就是学校的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藏书丰富，阅览条件也好，每天晚上，图书馆的阅览室就成了同学们读书的天堂。读书的学生太多，阅览室坐不下，很多同学早早就等在阅览室门口，门一开，就能进去找一个座位坐下来，然后再去借书。而大多数学生，就在教室里读书、写作、做功课。晚上，宁静的校园里一片灯光。那种景象，非常美妙。我曾经写过一首赞美校园灯火的诗发表在《文汇报》上，由衷地表达了我欢快欣悦的心情。

校园里学习的风气非常浓，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大龄同学，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女同学们表现得更为突出。那时，宿舍晚上10点以后要熄灯，不少女同学熄灯后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点着蜡烛读书。王小鹰告诉我，她们寝室里的同学熄灯后都自己点灯读书，有一个同学点着蜡烛读书时烧着了蚊帐，差点引起火灾。

华东师大文史楼

3、我和孙颙、王小鹰三人合拍的照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校园里文学创作的风气。我和孙颙、王小鹰几个人，上大学前都发表过一点作品，进大学后便特别引人注意，有不少我不认识的同学拿着自己写的诗和散文给我看。那时，成为作家是很多人的向往。这一届学生中，热衷于创作的同学很多，而且都有生活积累。进大学后，在上课读书的同时，他们的创作欲望也被激发起来。那时没有太多的发表园地，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怎么办？同学们自发地在文史楼的走廊里办起了壁报，将自己创作的作品工工整整地誊抄出来，配以插图，贴在壁报上。一时间，办壁报成风，中文系四个班级，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壁报，发布在文史楼的走廊中。有的甚至以寝室为单位办起了壁报，贴在宿舍楼的走道里。这些壁报，水平不低，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是纯文学的刊物。每一期新的壁报出来，都吸引很多同学去看，不仅中文系的同学，其他文科或理科的学生，甚至校外的文学爱好者，也闻讯来参观。壁报的读者中，除了学生，还有老师。新出的壁报前总是人头济济，人们对壁报上的文章评头论足，还有人写文章评论壁报上的作品。中文系的壁报，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发表在壁报上的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有不少后来被文学刊物和报纸的副刊刊登。我为壁报写的一些组诗和散文，譬如诗歌《海上断想》《友谊》《跋涉者的沉思》《春天，请在中国落户》，散文《小鸟，你飞向何方》《合欢树》《旷野的微光》《诗魂》等，后来陆续在《人民日报》《诗刊》《文汇报》《上海文学》《萌芽》《散文》等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引起不少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孙颙的短篇小说《螺旋》，后来在《萌芽》发表，引起不小的反响。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孙颙的中篇小说《冬》。当时，大学生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全国恐怕也鲜见。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应《萌芽》丛书的编辑之约，编出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珊瑚》，作为“文革”后恢复的第一辑“萌芽”丛书出版。而王小鹰则在《萌芽》丛书第一辑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金泉女和水溪妹》。

一天，来了一位报社的女摄影记者，要反映校园里文学创作的气氛，并指名要为孙颙、王小鹰和我三个人拍一张照片。在摄影记者的摆布下，我们三人坐在校园一角，做读书讨论状，记者拍了照片，几天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照片的说明文字，是介绍我们如何在学习之余坚持文学创作。而我们三个人，确实是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大学里，我们一起参加作家协会，毕业后，我们的工作都是文学编辑。1985年，我们曾一起出席第四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1997年，我们又一起出席第五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我和王小鹰现在是专业作家，孙颙现在是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兼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但一直没有停止写小说。在文学界的聚会时，我们三个人还常常能见面。

2005年9月，赵丽宏（右）和孙颙、王小鹰（中）访问台湾时在台北合影

4、在我们学生的诗歌之夜，老诗人辛笛热情朗诵了他的新作……

那几年，中文系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全校的学生和校外的文学爱好者都会赶来听。一次，我们在学校的大礼堂里举行诗歌朗诵会，上海的很多诗人都来参加了，其中有老诗人辛笛。朗诵会还没有开始，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人，只能把大门关起来。可仍不断地有人要进来，坐在里面的同学只听到大门被外面的同学敲得砰砰作响。老诗人辛笛坐在台上笑着喊道：“好，好，这是春天的敲门声！把外面的同学放进来吧！”大门打开，外面的学生蜂拥而入，没有座位，大家就站在走廊上，挤在舞台两侧。那天晚上，师大的礼堂容纳的人数大概打破了历史记录。诗歌朗诵会上，同学们朗诵了自己的诗歌，校外的诗人们也上台朗诵。有人朗诵了我的《春天，请在中国落户》。辛笛朗诵了他的新作《呵，这儿正是春天》，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季节到底不同了。

春天从门窗里进来，

冬天从烟囱里出去。

寒夜漫漫的尽头，

炉边听腻了老巫婆的童话，

终于和笨重的棉袄一起晒到了太阳。

发酵的空气流正大量冲击着麻木的神经和细胞，

重新漾起对青春、对光明的向往……

那天晚上，师大礼堂里的掌声和欢呼声一直持续到很晚。后来有人在校刊上写报道时，称这个夜晚为“诗歌之夜”。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非常怀念那时的气氛，就像我当时在一首诗里写的：

世界在我们面前展开，

我们也面对着世界展开，

心是那么纯洁，

热情是那么透明，

我们的憧憬天真得像幼儿的梦，

我们的向往飞舞在星光灿烂的夜空……

我不知道，二十多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还有没有这样的“诗歌之夜”，但愿还会有。

师大中文系的几位名教授，是学生们最感兴趣的人物。其中有曾经当过中文系主任的许杰教授，有无愧于大师称号的施蛰存教授，有在半个世纪前就已提出“文学就是人学”的钱谷融先生，有当时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先生；另外，还有年轻的讲师王铁仙先生，上外国文学作品欣赏的王智量老师，以及上古典文学作品欣赏的王建定等，都是很受我们欢迎的老师。

学生们在梯形教室上课

5、华东师大的“作家群现象”，一时成为热门话题

在毕业十周年的时候，我们77级的毕业生回学校聚会了一次。又回到315教室，和老师们同坐一室，我发现，这十年时光，在我们这些学生的脸上，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记，而老师们却明显地老了，当年的中年人，变成了老人，当年的老先生，不少已经老态龙钟，有几位老师，已经离开了人间。在这次聚会上，大家要我说几句。我看着白发苍苍的老师们，看着他们温和期待的目光，泪流满目，语不成声。我说：“没有你们，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在我们的心里，老师们是不会老的，永远不会。”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

我们这两届大学生中，后来成为作家的，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名单，除了孙颙、王小鹰，还有王晓明、刘观德、周佩红、陈丹燕、陈保平、戴舫、方克强等；77、78级之后，中文系又出了不少作家，如朱大可、宋琳、格非、徐芳、田洱等。为什么能出现这么多作家，这和校园里浓厚的创作风气有关，也跟中文系老师们的鼓励和支持有关。华东师大的“作家群现象”，使很多人发生兴趣，华东师大为此举办了研讨会，上海文学界、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很多知名人士都来参加了，电视台还为此拍摄了专题片。“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一时成为热门话题。

1979年赵丽宏（左）和孙颙在华东师大校园里合影

这一届同学中，也有一些成了出色的文学编辑。孙颙毕业后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又当社长，再当出版局局长。陈保平先是在《青年报》当编辑，现在已经成了《新民晚报》的老总。我们班里的藏族同学克珠，现在是《西藏文学》的主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和我同一个寝室的阮光页，那时，我睡下铺，他睡上铺。阮光页多才多艺，喜欢写作，也喜欢装半导体收音机，曾经为同寝室的同学每人装了一个用耳塞收听的微型半导体收音机，外壳用的是一种最小的塑料肥皂盒，成本一共才五元钱。现在，他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他曾经策划编辑了一套由华东师范大毕业的作家创作的丛书，在当时引起很强烈的反响。

恢复高考至今，已有30年。父亲送我去大学报到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大学毕业那年，我30岁，我父亲71岁。父亲小时候没念过几年书，也算是自学成才，成为一个小小的实业家。但对读书人，他一直心怀着敬意。我能成为一个作家，父亲很高兴。当我把我在大学时代写成的第一本书送给他时，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现在，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13年，而我们大学毕业已经25年。这二十多年，国家和我们个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我的记忆库藏中，没有一段岁月比在大学里度过的这四年更令人怀恋。我怎能忘记，文史楼和图书馆繁星点点的灯火，大礼堂里诗意盎然的激情，丽娃河畔、夏雨岛上的琅琅书声和倾心长谈……

生理的青春是短暂的，精神的青春却能长久地伴随着生命的进程。我想，如果一直能保持着大学时代的心情和精神状态，青春就不会离我而去。

大学不老。青春万岁！

本文选自2007年第11期《上海滩》杂志 “上海恢复高考三十年”专辑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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