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从天而降

走进高考现场的学生们

1977年高考现场

庆祝邓小平复出的游行整整三个月，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重头文章《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并发表重要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消息与社论标题，简明扼要，十分明确。

《人民日报》社论对此次恢复高考，对“文革”期间的学生斗老师、取消文化考试、“交白卷”等来龙去脉，做了颇为详尽的叙述。这一天《人民日报》的从天而降，可谓是知识青年、在职员工等数百万人的福音。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恢复高考，并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社论写道：

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即将开始。

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我们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

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报几个学校和学科类别，让祖国进行挑选。

这样做，为的是广开才路，提高质量，早出人才，早做贡献，以适应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

为了保证招生质量，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文化考试，是考查学生政治理论、文化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择优录取的主要依据之一，一定要抓好。

对于文化考试，毛主席作过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要使考试有利于培养青年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毛主席强调改革考试方法，但从来没有反对进行文化考试。

早在一九三六年，毛主席就曾指示红军大学，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歪曲毛主席关于改革考试方法的指示，根本取消了文化考试。

打倒了“四人帮”，就要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理直气壮地抓好文化考试。在德育、体育相同的情况下，要把文化水平最优秀的选拔出来上大学。

只有这样，才能鼓励青少年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去刻苦钻研科学文化知识，打好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基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

(《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第二天，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关于教育部负责人对恢复高考问题的答记者问《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教育部负责人这样回答新华社记者的问题：

197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教育部答记者问。

问：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有哪些重要改革？

答：今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高等学校招生，在招生的对象、条件和办法等方面都有不少改革。

首先，招生对象更广泛了。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指理论上钻研有成绩，实践上有科研或技术革新成果的，而不是指工龄长），以及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两届高中毕业生，报考时年龄还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在校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已经具有高中毕业水平的，也可自己申请，经学校介绍，参加报考。采取这些做法，目的是为了广开才路，让更多的青年有机会报考，使国家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拔和培养人材，以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其次，对文化水平的要求提高了。过去规定招生对象只需具有相当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而现在要求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这是为了尽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材，使高等学校逐步提高教学起点和教育质量。

第三，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重视了文化考试。过去，“四人帮”炮制交“白卷”的黑典型，反对文化考查，严重地破坏了招生工作和整个高等教育工作。现在，我们应当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搞好文化考试。只有这样，才能鼓励青年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刻苦钻研文化科学知识，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同时也有利于杜绝“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为择优录取扫清障碍，真正把成绩优秀的青年选拔上来。

（《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

第三天，《人民日报》头版再发一篇评论：《文化考试很有必要》，作者署名“卞古”，显然为了进一步阐述进行文化考试的重要性，改变“文革”期间多年停止高考的做法。

我们这些一九七四年前后毕业的高中生，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张铁生的“交白卷”事件。我们班级，是随县一中在一九七二年特别设立的高中文艺班，听老师说，这是为了参加高考做准备。发生“交白卷”事件之后，加上批林批孔运动兴起，高考也就不再被人提及。

卞古在评论文章中，将这种完全取消文化考试的做法，称作“一场灾难”：

恢复文化考试，是这次改革招生办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从“四人帮”炮制和吹捧“白卷英雄”张铁生以后，大中小学的文化考试，或者干脆取消了，或者名存实亡。“考不考，都升学”，“学不学，都毕业”。影响所及，在教育战线，确实是一场灾难。

这里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上海市革委会科技组对今年分配到上海科技系统的大学毕业生进行了一次考试。考题都是中学学过的基础知识。考试前还打了招呼，给了他们复习功课的时间。考试的结果，少数人成绩较好，多数都不理想。数学，不及格的占百分之六十八。物理，不及格的占百分之七十。化学，不及格的占百分之七十六。最使人吃惊的是，有些人甚至对自己所学专业的基本知识一个题也答不出，只能交白卷。

真是不考不知道，一考吓一跳。

当然，一次考试未必能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但不及格的人数如此之多，总是可以看出“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破坏是多么严重！现在，科学技术要快上，科技队伍要扩大。如果我们大学的教育质量不提高，甚至交白卷也能毕业，怎么能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呢？教育拖科技的后腿，这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四个现代化”就会落空。

（《文化考试很有必要》）

197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

连续三天，《人民日报》都在头版发表与恢复高考相关的文章，由此可见，在“文革”结束之后，此次恢复高考，增加新的大学生，为随后的教育与科技奠定深厚基础，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告别一个荒唐的年代，从恢复高考开始。改革开放的帷幕，就这样忽然在我们眼前拉开。

邓小平主动申请分管教育、科技

后来读相关史料，我才慢慢知道，决定一九七七年冬天临时恢复高考，与邓小平的复出密切相关。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人们还沉浸在一天前庆祝游行的兴奋之中，这天上午，邓小平与来自长沙工学院的两位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谈话，重要话题之一就是教育与科学。他告诉两位，是他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叶剑英分管教育、管科学。

邓小平参加教育部会议，决定恢复高考

这一次谈话，邓小平第一次明确谈到高考和派出留学生等问题：

我们国家六十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七十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四人帮”不准这样做，他们开“帽子公司”、“棍子公司”、“钢铁公司”。……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基础是数、理、化、外语，从小就可以学ABC。要搞电化教学，也可以用幻灯、录音。好教员讲课录音下来，其他教员辅导。当然，搞电视教学现在还没条件。……学校要搞科研，教学科研是分不开的。只有科研搞好，才能促进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于是，从这一天开始，邓小平便把当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视为重中之重。

七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等汇报教育工作，明确提出应该恢复考试制度：

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大学招生本应夏季进行，邓小平认为，要确保招生质量，必须恢复文化考试，故建议高考延迟数月。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审阅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做出如下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邓小平年谱》介绍教育部这份报告和之后的决定：

《报告》提出，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八月开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于明年二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包括寒假）。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五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九月六日，就恢复高考应扩大到社会考生一事，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

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邓小平与走进大学的学生们合影

过问、敦促、急切、果断——这是邓小平与恢复高考相关的几个关键词。短短两个月，尘埃落定，堪称空前绝后的一九七七年冬季高考，向人们走来。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到9月25日终于有了结果。会议通过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这一意见。10月22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意见，正式决定从当年起，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学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决定公布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

不错，恢复高考，的确受到全中国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高高兴兴报到的新生们

录取的新生报名处

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时拍摄的电视剧《高考1977》

《时代》后来在报道中国发生的巨变时，强调中国开始重视科学技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特意提到此次恢复高考之举：

文化大革命动荡期间，受到最严重打击的领域是科学技术，那些最优秀的人才被遣送乡村实行平均主义，去养猪，不久前知识分子还被叫做“臭老九”（排在前面的其他八种被贬斥者分别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

由此产生的后果，中国科技人员的数量，在不同领域都十分欠缺。邓的现代化进程，当前的目标就在于恢复科技人员的名誉，激励他们工作，建立研究机构和学会。据一份报告称，四川省已有一万两千名科技人员，离开原来不相干的岗位，重操旧业。

邓显然意识到中国教育的破坏。十亿人口目前只有大约六十三万名大学生。全国性的高考录取在一九六六年停止，以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平等。现在，不仅全面恢复高考，而且标准更加严格和一致。精英学校已经建立，配以最好的教师和设备。教师们的级别和称号重新恢复。薪水增加，补贴也开始采用。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基础仍然非常薄弱。

于光远回到上海母校大同中学，参观校史馆，他看到查全性的名字，脱口而出：文革结束后，是查全性第一个提出要恢复高考。

《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写到一九七七年高考的录取情况：

11月28日至12月25日，全国约有570多万知识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27.3万人被录取（包括1978年第一季度增招的新生6.2万多人）。高考制度的恢复，为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大批知识青年敞开了大学之门，提供了通过考试、靠自己努力和公平竞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上和青年中重新出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批人才开始得到有计划的培养。

根据上述数字，这一届全国高考的录取比例为百分之五左右。幸运者如我，成了百分之五队列中的一员。当年许多走进大学的人，大概都没有想到，一次高考录取，将改变各自人生走向。

考入复旦，亲历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

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

我有幸参加高考。幸好留下当年准考证，知道考试的准确时间——十二月六日。那一天，我拿着一张印制简陋的准考证，走进考场，高考报名号码——〇四〇一三。

当年恢复高考来得匆忙，临时由各省自己出试卷，并非全国统考。走进考场，发下来的试卷比准考证还要简陋，还要寒酸。

每一门试卷，都是薄薄一张纸，而且大小不一。语文、政治，只有三十二开图书的版心大小，史地和数学试卷大一些，各为十六开版心大小。政治、数学题目只占一面；语文、史地则占两面。记得当时发试卷的时候，监考老师还发下几张空白薄纸，供考生写作文或回答论述题使用，离开考场时所有纸张全部交上去。

高考准考证

高考试卷

那时还没有见过复印纸，发下来的纸颜色不一，或黄或白，有的纸薄得透明，如今连写便条都不会用它们，可当年，它们却派上了大用场。都说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试卷之寒酸正好印证了当时的物资的极度贫乏。

一九七八年春节，在期待中度过。

元宵节将近，一天，我上街买酱油和醋，拎着空瓶子走在街上。忽然，迎面碰到工厂负责招生的师傅，他喊住我：“李辉，你的入学通知书来了，是复旦大学的。明天到我那里去取。”

“是吗？”当时我还说了什么，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正好要去一个同学家里，与几位知青点的同学见面。见到他们，还没坐下，第一句话就说：“我考上了。”说完，来不及聊天，我赶紧回家，与全家人分享这一快乐。

接到复旦大学通知书，按照须知所写，我走进照相馆，拍摄一张近照。报到那天，六张照片，分别贴在登记表、学生证等证件上。

高考进校报到表考证

复旦大学新生须知(1)

复旦大学新生须知(2)

从那天起，我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班的信箱号为七七一一，这个数字，从此成了我们班级的代号；我的学号是七七一一〇二六——它将陪伴我一同走过复旦四年，它也是我的毕业证上的号码。

此生注定与六有缘：出生于一九五六年，高考之日是六日，学号尾数也是六。几年前，我们“六根”微信公众号也是在六月六日开启推送。“六”对于我，一直视为自己的幸运数。

仅仅时隔半年，一九七八年高考随即举行，这一次，不再由各省出题，而是实施全国统一考试，前后两年的研究生考试，也合并进行。从此，夏季高考，进入正轨。与此同时，在关闭多年之后，派出留学生的大幕也重新拉开：

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带动整个教育质量的提高，国务院于1978年2月批准恢复全国重点高等学校88所；12月，又批准恢复和增设普通高等学校169所。

同年1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安排意见》，决定将1977年和1978年的招生工作合并进行，同时报考，统称为1978年研究生。

当年，全国共有6.35余万人报考，10708人被录取。另外，教育部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增加1978年派出留学人员的名额。教育部从参加全国外语统考的13383人中择优录取了出国预备留学人员3348人，派出国的留学生人数为860人。

恢复高考，真正拉开了时代转换的大幕，率先改变中国。此时，“文革”名义上宣布结束，但是，浩劫如何真正结束，百废待兴如何起步，转机到底在哪里，有几人清楚？

恢复高考，是恢复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应有尊重。“文革”荒唐事甚多，废除高考制度，提出只办理工科大学，恐怕是其中最不可思议的大事之一。

走进二十世纪，环顾世界，有哪个国家竟会发展到废除大学教育的地步？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无疑已经从尊重人类现代文明的角度，拆除了“文革”的一个支撑点，曾经陷入混乱乃至近乎于疯狂状态的中国，对现实有了最低限度的清醒。

历史贡献不限于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公民歧视”曾影响千万个家庭，不少年轻人由于父辈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而被归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就学、入伍、就业等方面受到政治歧视。“文革”中期一度实行工农兵上大学的推荐选拔制度，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几乎都被拒之门外，无法享受公民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2017年9月下旬复旦大学举办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纪念，我们班级的同学大部分回到母校，在中文系老楼前合影留念(1)

高考恢复时，“公民歧视”开始终结。虽仍有少数的地区依然沿袭旧有方式，将所谓“政审不合格”的一些优秀考生不予录取，令他们留下永久遗憾，但在大部分省市，暖风毕竟吹走寒意，“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获允走进考场，顺利录取。

就登场时间和影响范围而言，恢复高考，告别“公民歧视”，堪称一个新时代的历史先声。之后，政治范畴的平反冤假错案，随之进行。在这一意义上说，“公民歧视”的终结，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

前些年，复旦大学百年诞辰之际，我们班级同学相聚母校，几位热心的上海同学，为每个同学精心准备一个意外的礼物——大学入学登记表的复制件。翻阅登记表，发现我的填表日期为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间节点，与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相关。填表之后约两个月，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重磅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黄钟大吕，发出振聋发聩的轰鸣。

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发议论。不同观点针锋相对，莫衷一是。政治博弈，随之节奏加快。刚刚走进大学，一个决定未来走向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不期而遇，出现在我们面前。历史继续前行，政治解冻，訇然洞开——平反各类冤假错案；为地主、富农等阶层的子女摘帽，数以千万计的人拥有平等公民身份；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重新得到重视……

此生有幸，我们与一个新时代同行，直接、真切地感受一个时代的生机勃勃，亲历一个时代的跌宕起伏。

就个人而言，与其说是一位参与者，还不如说是一位历史看客。

岁月悠悠，坐看时代变幻无穷，坐看云聚云散，潮起潮落……

文｜李辉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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