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还在长兴岛前卫农场插队务农。国庆节回上海探亲时，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但还不敢确信。回到农场不久，10月21日，新华社等各新闻媒体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福音。后来我参加了当年12月的高考。500多万的考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各个考场，开始了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十年一届的高考，而我居然考上了。人家都说考试是凭自己的本领，但我肯定不是这样。我之所以能考上大学，离不开老师、朋友尤其是家人对我的帮助。真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郑老师的一句话，点亮了我心中一盏灯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爸爸大学毕业，是工程师，妈妈是会计。在我们姐弟三人的眼里，爸爸妈妈都是对待工作踏实认真的人，平时都喜欢看书学习。耳濡目染，我对待学习也非常认真，想着将来有一天我也能考上大学，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考上大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是就在我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在家里呆了两年后，我就近上了初中。三年里，有半年下乡劳动，半年工厂学工，这一年就过去了。初中时也没有正规的物理化学课。物理课叫工业基础课，学过日光灯的原理；化学课叫农业基础课，学的是化肥和农药；数学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所以在我们这些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生里，能考上大学是很少的。整整5年的时间，我们根本没读多少书，基础又不好，要想考上大学实非易事。

初中毕业，我被分配到长兴岛的前卫农场务农。临走行前，我去和初中班主任郑纪潭老师告别。郑老师是个老大学生，我们都非常尊重他。我记得，当时他没说别的，只是嘱咐我，到了乡下，有机会还是要看书学知识。他说：“知识放在肚子里没有坏处的，要用的时候就拿得出来。”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一个老师能说出这样的种话，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郑老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老师，更是给我指出人生之路的老师。他的这番话点亮了我心中的一盏灯，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在农场工作的日子里，我不但好好工作，很快当上了大队干部，而且始终没有放弃学习。我积极地参加农场和大队里组织的学习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

在农场劳动时的叶朱

我的语文基础比较好，所以在农场里，我一直担任宣传部的通讯员。记得有一次农场里办培训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吴碧莲老师给我们讲语法、逻辑、修辞等语文方面的知识，我很感兴趣，听得也非常认真，收获也很大。她辅导我们的时候，我和她谈了想上大学的愿望。她也对我说，在农场里要多读看书，不要荒废每一天，将来总有机会读大学的。

老师们的这些话，我牢记在心。

章书记不仅支持我参加高考，而且还批给我一个星期的假

我是16岁下乡的，那时还只是个懵懂的女孩。在农场，我接触到很多老三届的高中生。他们都来自南模、市北、行知等很好的中学。我平时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不打牌，很少闲聊天，也不像有些知青那样沉湎于谈恋爱。我们在一起时就是读书、谈书。他们看过很多书，知识面广，又关心国家大事，政治上的敏感性也比较强。那时我非常敬佩他们，和他们在一起，觉得有学不完的东西。

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章山宝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行知中学的老高中生，文化基础相当好，如果他当年参加高考的话，肯定能考上。当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就跟他谈起考大学的想法，他听了非常支持我，而且还决定让我回上海复习迎考。那时正是秋收季节，农场里很忙。如果在农场，边干活边复习，以我的基础，肯定不行。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了，农场里的复习条件也不好，晚上熄灯后，只能点蜡烛看书。有一个知青因为点蜡烛看书，不小心蜡烛翻掉，被子都烧着了。章山宝书记给了我一个星期的假，让我回去好好复习。别小看这一个星期，当时对我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因为没有这一个星期的专心复心，我就无法考上大学了。

爸爸和弟弟帮我复习，外婆当了“后勤部长”

说实话，对于是否参加1977年高考，我是有过动摇的。当时我是既兴奋又害怕，主要是觉得自己距离考上大学的水平差距太大，而且时间太紧，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我下乡多年，从来都是妈妈给我来信。但为了我高考一事，爸爸却接连给我写了好几封信。我在信中与爸爸商量，要不今年不报名，明年再考吧。爸爸很生气，说：“你一直想考读大学，苦于没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有了，你为什么要放弃呢？你就试一下吧，我会全力支持你的。”是爸爸给了我参加高考的勇气，也是爸爸帮我买到了当时仅有的一套自学丛书，然后帮我制订好复习计划。爸爸估计我数学最困难，就让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小弟，把高中的8本数学书都寄到乡下，让我在乡下先看起来，不懂的地方做个记号。历史和地理则也多亏了我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小弟，他按照复习提纲给我做了很多题目，让我捧着背就行了。我的政治和语文的基础还不错，就由我自己复习了。我首先通过了农场组织的初试，而后拿着章山宝书记批给我的一个星期的假条，回到上海家中复习迎考。

在家中复习的情景终生难忘：我大弟也是77级的本科生，我们是一起考大学的。家中一张八仙桌，白天，我和大弟各坐一边，他帮我复习数学，我帮他背诵政治。爸爸妈妈照常上班，外婆当“后勤部长”。一到晚上，爸爸和大弟就专门帮我复习数学。我们围坐在八仙桌旁，我看到不会做的题目，就给我爸，等到下一题不会做了，就给我大弟弟。等他们研究完了，再轮流教我。大弟是高中毕业生，他的数学比我强百倍；爸爸学工科的，所以教我不成问题。因为我的基础不好，他们就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讲地给我听，直到我弄懂为止。

虽说例题是看懂了，但毕竟是突击出来的，没有大量地做题目，碰到难题，还是会碰壁。爸爸早已考虑到这一点了，他叮嘱我：尽自己最大的力量，能做多少是多少，一步步地解题。比方说题目是一个圆柱体，你不会做，那你就先把圆求解出来，每一个步骤都会有分的，不要慌。爸爸的话我牢牢地记在心中。考数学那天，在进考场前，我把数学公式在脑子里背了一遍又一遍，一进考场就把容易忘记的公式写在发下来的草稿纸上，等到做不出题目时，就去看看。离考试结束还有个把小时，我就交卷了。监考老师急急忙忙地追出来对我说：“你还有好多题目没做呢，怎么就交了？”我说，能做的我都做了，而且都检查过了，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除了数学这门外，其余的几门课我都考得不错。记得语文的作文题是两题选一：（1）“知识越多越反动”吗？（2）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先进人物二三事。这对于一向以语文见长的我来说并不困难，我在农场当宣传通讯员时，此类文章也写过不少。所以作文我写得比较顺手。

当从大队会计手中接过华东师大录取通知书的一刹那，我高兴地从床上蹦了起来，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赶紧向爸爸妈妈报告这个好消息。真是太兴奋了！当我们几个考上大学的知青从长兴岛坐船回上海的时候，一起把带回来的热水瓶摔在了码头上，权当是放“炮仗”，以此来表达我们的兴奋之情。

要知道，那年报考人数570万人，录取27万，录取比例仅为21∶1。而对于我们69届70届的初中生来说，能考上就更不容易了。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我真的要感谢郑老师、吴老师，是你们让我抓住了在农场的每一天，没有中断学习；感谢大队书记章山宝，是他给了我宝贵的一周复习时间；尤其要感谢我的家人，靠着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我才能渡过难关，跨进了我向往已久的大学校园。

1981年12月31日，叶朱大学毕业时与同班女同学留影

（本文由叶朱口述，冯晔整理）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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