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20年第1期刊出黄恽《房紫笔下的张爱玲》一文，披露了一份张爱玲在1944年初夏的珍贵记录——房紫《徐州·南京·上海》，徐州《淮海月刊》1944年第7期发表。

据房紫文章记述：他在南京见过胡兰成、池田笃纪和樊仲云，又随胡兰成、应瑛娣到上海。1944年6月26日上午，房紫独自到赫德路一公寓（今上海市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拜访张爱玲，会面时间不到20分钟，成功约得她写稿。此后，房紫与胡兰成多次谈论张爱玲，并随胡及一位女客再访张爱玲。他还和胡兰成一起见过邵洵美，听到邵说“张的文章比他自己还要写得好，说她有前途，有无限止的材料可以写，可以与中国的名作家‘共入不朽’。”

邵洵美

在张爱玲百岁诞辰即将到来之际，读到这样一份详实的亲身见闻录，不由得感慨系之。但房紫到底是谁？黄恽先生作了一番梳理，却没有考证出来。

毕竟除了上述经历，房紫很少谈自己，只在与胡兰成、张爱玲的谈话中透露自己时年25岁，家在“上海下去第一站”。通过细察胡兰成、张爱玲当年往来的人物，发现与房紫信息相符的果真有一位：倪弘毅。

倪弘毅1919年生于沪西金山泖港（今上海市松江区），1940年结识胡兰成，亲见他与张爱玲恋爱经过，多年后写有《胡兰成二三事》，刊于《钟山风雨》2001年第4期。文内提及他曾和胡兰成一起自南京到上海，去过张爱玲住的公寓内拜访，“又同他到‘桂冠诗人’邵洵美（当时的霞飞路中段）家，一谈就是张爱玲的小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的事”。

2009年9月，有人在上海找到已逾耄耋之年的倪弘毅，听他亲口回忆往事。

倪弘毅还记得张爱玲“看上去老气”——房紫也觉得当时23岁的张爱玲（她生日在9月）“像姐姐”。倪说：“我在张爱玲家吃过饭，张爱玲待我很好，她一看胡兰成手下的红人来了，待我很好。那时要张爱玲的稿子很难，我为朋友向张爱玲提出要稿子，她马上就写了《谈画》。”

稿子“是给徐州办的《淮海月刊》约的”，张爱玲写好后由胡兰成转交给倪弘毅。房紫文章与张爱玲《谈画》同刊在《淮海月刊》1944年第7期，原来房紫文章正是倪弘毅写的“约稿记”！

这期《淮海月刊》还有一首署名“莘牢”的诗作《重逢》，张爱玲在《诗与胡说》中盛赞它“真是好”，并直接点明作者是倪弘毅。也许正是念及胡兰成的关系，张爱玲才对这位青年诗人这般看重，她的文题也可读出“诗，与胡说”的特殊意味。

除了“房紫”谜团，这篇“约稿记”还写到一个不明身份的女客，与他们一起拜访张爱玲。似乎只有胡兰成与她较熟，交谈亲切。房紫则称她是“工愁善病”的奇异人物，并说：“我告诉张，有一篇《烬余录》给她译出刊登于《大陆新报上海版》。”

黄恽先生对此人此事颇费猜疑，他以为房紫所说的翻译《烬余录》是由英文译成中文，便认为张爱玲的散文《烬余录》写于香港，还是用英文初刊的。他甚至猜测中译者就是房紫，女客算是张爱玲的“粉丝”。

其实，《大陆新报上海版》是一份在上海出版的日文报纸。1944年6月20—26日，该报刊出张爱玲《烬余录》日译本，译者是室伏ケララ（她自写的英文名为Clara，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将她名字中译为“室伏克拉拉”）。她翻译时依照的张爱玲原作，乃是上海《天地》杂志第5期发表的中文散文《烬余录》（1944年2月10日出版），此文开头便可看出是写于上海，张爱玲自言隔着“几千里路，两年”的距离回忆战时香港见闻。

室伏克拉拉生于1918年，是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的长女。她1940年10月来到中国，常住南京、上海两地，曾在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手下做事（胡兰成时任宣传部政务次长），后辞职从事中国文学翻译，译过谢冰莹、潘予且、芦焚（师陀）等人的作品。

按房紫文章看来，室伏克拉拉与张爱玲的会面时间在《烬余录》日译本发表后不久，两人谈话“虽很少几句，也有特别好的情调”。

但这并非她们第一次见面。据《申报》1944年2月8日消息《中日文协举行女作家座谈会》，张爱玲和“太平洋周报编辑室伏古乐”都参加了前一日的这场聚会。“室伏古乐”即室伏ケララ（Clara），这典雅的四字中文名或许是《申报》记者所译，使人联想到把Cola译为“可乐”。但记者也有谬误，如报道中把“佐藤俊子”错写成“佐藤贞子”。

室伏克拉拉不仅是张爱玲的译者，还做过她的编辑——1944年2月7日出版的《太平洋周报》第96期，发表了张爱玲的影评文章《银宫就学记》。

同日，她们一起参加“女作家座谈会”，或许会因此有过编者、作者之间的交流。张爱玲也许会谈及即将发表的新作《烬余录》，《天地》杂志主编苏青当时亦在座，是她现场宣传的也说不定。

室伏克拉拉与张爱玲的文缘，想必和张爱玲、倪弘毅的互动一样，是胡兰成牵线的。她们此后是否一直有来往，暂无资料可知。但有趣的是，她们后来都给胡适写过信。

1946年7月5日，胡适自美乘船归国抵沪，上海报刊纷纷报道。室伏克拉拉在报上看到消息，于7月10日写了一封中文信给胡适，主要内容是自报家门、介绍父亲室伏高信的近况（其父曾与胡适有文章互动），以及对战争的痛恨。胡适是否回信，已不得而知。

张爱玲当时也在报上看到胡适回国的照片。她姑姑曾和胡适同桌打过牌，见了照片笑道：“胡适之这样年轻！”（据张爱玲《忆胡适之》）1954年10月25日，张爱玲在香港给身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自荐小说《秧歌》。胡适读后十分赞赏：“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秧歌》英文本在美出版后也颇受好评，给予了张爱玲赴美发展的信心。

室伏克拉拉的人生则过早终结。房紫见到的她，已是“病得很凶”、“有肺病”。1948年早春，她“因神经衰弱，几乎近于自杀般客死上海”（据堀田善卫《乱世的学者》）。

文 | 张迷客厅

参考资料：

藤井省三《张爱玲文学在日本》；收录于《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邵迎建《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0月出版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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