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把《清明上河图》看做大宋繁华的产物，但是根据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的考证，清明上河图和宋元开封地图中的任何一个区域都没有相近之处，这个作品实际上是经过了艺术处理的！

那么他为何要摈弃开封的实景来画开封？而这又恰好是宋徽宗敕令他的命题作画。这样结合起来看，其实他是想借此有所图谋！他想要以一个宫廷画师的智慧和才艺做一件大事情，让宋徽宗有所惊悟、有所警觉！

这么说是不是太牵强附会？如果你把清明上河图放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大宋朝彼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下面让我们跟随余晖的笔触，一一为你分解。

“画家在铺展开封城清明节商贸繁华的景象时，出乎寻常地表现了惊马闯市、船桥险情、文武争道、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商贾囤粮、官盐滞销、商贸侵街、党祸渎文、酒患成灾、贫富差异等一系列问题。”

虚设的望火楼

缺失消防的北宋都城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东京的绝大多数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在北宋经历了40多次特大火灾，死亡者不可计数。

消防是当时朝野最严峻的安全问题。开封的防火措施非常严密，除了夜市，通常在居民区，半夜时分不得燃烛照明，无论何人，在夜间用火前，必须先报厢使，获许后才可行事。凡后半夜见泛火光之家而未申报者，厢主和判府必须双双到场查勘。如堂堂枢密使狄青半夜烧纸祭祀，家奴忘了事先通报厢使，遭到厢主和知制诰的严厉盘查。

察看火情用的望火楼形同虚设，望火楼下的兵营改成了饭铺

画中唯一的望火楼已摆上供休闲用的桌凳，楼中无一人守望，传报火警的快马不知在何处，望火楼下的两排兵营式的平房已被改作饭馆。北宋军队从事商业运作和运输活动已成势头，更加剧了军队的腐败。北宋末的消防系统连同其军队一样，皆颓败至此。可以讨论的是，该处建筑是否为望火楼，还会有不同意见，但至少可以确信，该高台是一个与军事或安全有关的瞭望台。

严峻的商贾囤粮问题

商贾囤粮预示着朝廷将失去开封的粮食市场。根据船舶专家的研究，画中绘有11条专事运输粮食的漕船，大多是拱形仓。它们大多停靠在两个紧密相连的粮食码头，占据画面的七分之一，成为全卷的欣赏热点之一，也是作者界画技艺最精彩的一段。

欣赏者都会被其严谨的绘画技艺与真实的生活气息所感染，而忽略在这段画面的背后深藏着核心问题：北宋官府与商贾为控制粮食市场曾经展开过激烈竞争的历史。

画中绘有两处装卸工卸船的场景，一处是货主们得意地指挥着雇工队伍卸粮，还有一位船主邀同伴到酒店里享乐；另一处是监工向力夫发放签筹。粮食被装卸工转运到开着饭铺的深巷里，那里不可能有官仓，一定是私仓，这是开春后首批抵京的漕粮，以供青黄不接之需。

粮贩子指挥卸粮

要注意到，据史载，在以往，漕粮运到开封后，“下卸即有下卸指挥兵士，支遣即有袋家”，但画中没有一个督粮官和兵卒到场监运，显然，所有的粮船中没有一条是官船，这意味着朝廷丢失了国粮的储运能力。这并不是作者漏画了官府的漕船、官仓和督运官，而是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景况，揭示了潜在的官粮危机。

高起的船帮表明粮食已经下卸完毕

粮食为百价之根、平安之本，因而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立国之本。画家如实地展示了政府大力紧缩漕运粮食的开支后，私家粮商立即填补了这个真空地带的境况。

画中的私家粮船和粮商在开封显得十分活跃，他们所拥有的是可运载万石粮食的大型漕船，其资本实力相当雄厚，这意味着朝廷将很快失去平抑粮食市场的能力，等待的将是剧烈的社会动荡。画家是否在此表达了焦虑的心情？值得研究。

慵懒的递铺官兵

慵懒的官兵使这座城市失去了保护。画家在城门外附近画有一户宅院，四周有沟濠相围，濠内的墙上交叉排列着尖刺，一座木桥与院门相连，门前坐卧着9个兵卒，另有一人欲往里走，院门外有两只木制公文箱，左侧的公文箱摆放在卧兵前，右侧的公文箱上趴着一个打瞌睡的士卒；外墙倚靠着一枪一戟和三面旗帜，显然这是一队公差，像是在这里待命多时，已很疲惫了。

递铺门口慵懒的兵卒

在朱漆对开大门上贴着公文告示，一扇可视其侧，门上有辅首，门钉上系着的绳子一直拴到后檐墙上的墙钉，保持大门的敞开状态。院门内，画中只出现了一进院落，正房门口建有门罩，正房与厢房有回廊相接，院子里躺卧着一匹吃饱喝足的白马，在它的前面摆放着粮草，一个马夫手持缰绳，斜倚一侧，似乎在等待马的主人。

由于画幅的关系，后几进的院子被省略了，该院落多被视为是一座官宅。《东京梦华录》载：“城濠曰护龙河，阔十余丈，濠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看来这是一座衙署，不可能是官宅，官宅门口不会张贴告示。根据古代房屋建筑的规制，装有五排门钉，这样的衙署的品级是比较高的，像这种高等级的衙署不在城里，而在城门口外，唯一的可能就是递铺。这是朝廷公函送往外地的第一站，也是地方差官的函件送达朝廷前的最后一站，故设置在内城之外，以防夜间城门关闭后差官无处歇息。

宋代日趋发达的商业经济促使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逐步形成了出门早行的习惯，常常是五更戴月行、日暮披星归，这在文学作品里也多有反映。

（南宋）佚名《征人晓发图》页（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习惯于早行的宋人。

由于北宋后期冗官、冗兵、冗费等弊政，图中本应在清早出行的差役队伍，快到晌午，差官还迟迟不出，真实地表现了北宋末年拖沓低效的吏治局面。

严酷的党争事件

党争波及到渎文和社会平和。如前文所考，画中两处出现残酷的渎文悲剧，车夫把被废黜的旧党人书写的大字屏风当作苫布，包裹着旧党人的其他书籍文字装上串车，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销毁。

这是在崇宁年间（1102—1106）初发生的渎文事件，街头的文人学士相遇时，冷漠居多，政治气氛之肃杀，可见一斑。张择端生动地捕捉到这个细节，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对文化艺术的破坏程度，也从侧面可以探知画家对此类事态的内心是不太平静的，至少表达了对受迫害者的同情。

在城门口外出现的草书

撤防的城门

洞开的城门静静地等待着亡国之日。《清》卷城门不是瓮城，无法构成防御体系，城墙上下没有一个守备人员，更没有监门官，唯有一白衣更夫在城墙上看热闹。土墙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没有射箭的城垛，甚至连虚设的城防都没有。北宋朝廷养兵百万，不知安在。

通常，城门内第一座建筑往往是城防机构，一进城门的右侧屋宇是城防机构所在，有重兵把守。而在《清》置，却是一家税务所，税务官正在验货，账房在记账。从画面上看，整个开封正沉浸在浓厚的商贸气氛中，城门前后、城楼上下竟然没有一兵一卒把守，北宋的门禁制度已经彻底涣散了。周宝珠先生曾明确指出：“其实质就是意味着东京等于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在政风日坏之下，哪里有什么金汤可言呢。”这不是画家张择端的有意设计，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这是当时的真实景象。

北宋后期，辽金两朝的谍特相继频繁出入宋都，他们大多混迹在使团或商旅中，分别获取了许多宋朝都城的防务情报。有意味的是，城门内外有几头骆驼正在贯穿门洞，即将扬长而去。它们的背上驮着一些在开封城里弄来的书册和其他杂物，门洞口露出一个胡人模样的驭手，他正牵着骆驼出城门，驼队队尾的两个随行者打量着城门口，他们身上背着行李，腿上系着带子，持杖而行，一身长途跋涉的行头，这是来自北方或西北的胡人驼队。

胡人和驼队离开不设防的城门

北宋的骆驼多来自于西北和北部边塞。画家在《清》卷的其他地方画了许多牲畜，均无骆驼，唯独将骆驼队和胡人驭手画在没有任何防卫的城门口，这般描绘，其中是否含有暗喻，值得一探。

牵着骆驼的胡人

沉重的商税

税务所门口因重税爆发了争执

激增的商税是北宋的民沸之源。城门口内面对驼队的是税务所，在当时叫“场务”，北宋朝廷在清明节给政府官员放公假三天，除了值守者之外，全卷只剩下场务里的几个税务官。

门口有四个人运来一批装着纺织品的麻包，一个货主进屋向税务官报税，税务官欲出具文字，门外的税务官指着麻包说出了一个想要的数额，一定是因高出来的税额引起货主们的不满，另一个货主向他递交了一份货单，进行解释，一车夫急得张大了嘴嚷嚷了起来，吵声之高，惊动了城楼上的更夫向下张望。

北宋调整了五代混乱的税项税额，进行了税务改制，建立了一整套商务征税制度，即过税（商业流通税）和住税或买卖交易税。北宋税额的基本比例是5%，其中包括3%的商业流通税和2%的买卖交易税，此外，还要对车船征收“力胜税钱”，对纺织品课税甚严，多有民怨。北宋且税上加税、重叠征税，花样百出。

特别是在徽宗朝大办漕运花石纲之时，税额激增，加上大批征税人员来自军队，缺乏专业素质和运作能力，只知狐假虎威、作威作福，进一步导致了激烈的官民对立，最后在北方和南方分别爆发了宋江、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

泛滥的酒患

押运酒桶的弓箭手临行前在检查武器

酒患成灾是东京城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卷在“正店”右侧有一间临街的屋子，地上立有八只装酒的梢桶，大桶上还放着两只小桶。一说这是一家卖弓箭的店铺，其实不然，卖弓箭的店铺里不会摆满梢桶，而且屋里只有两张弓。

宋代的法律可以解决该处是否为弓箭铺的问题。北宋对弓箭等武器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宋承唐律，采取的都是防民甚于防川的政策。

其实这家“孙记正店”旁的小屋，曾经是一所军巡铺屋，它的职责是实施消防救援。在屋里，倚墙而靠的长柄工具就是灭火用的“麻搭”，其顶端安装的铁圈是缠裹麻绳用的，以便于蘸上泥浆扑压火苗，现无麻绳缠绕，实已废弃，空置一侧，消防用的水桶用于盛酒，此处现已改作军酒转运站，摆满了酒桶，等候车载。站里有三个士卒，他们是奉命前来“正店”武力押送军酒，供禁军过节之用，或从事贩酒活动的，北宋军人介入贩运和买卖也是常有的事。

孙记正店

“正店”是名副其实的酿造美酒的酒店，据周宝珠、曹星原等先后引用北宋《榷酤法》考证，北宋的官府直接控制酿造业，未经政府许可，私家不得随意酿酒，“‘正店’是官店或是获政府许可的造酒批发销售店”，三个御林军士卒在临行前例行检查武器，正中一位戴着护腕的汉子正在拉满弓试弦，他大概刚饮完了酒，浑身爆发出酒力，显现出肌肉发达的体格；左侧一位正在系护腰，右侧一位在缠护腕，这两人都在作试弓前的准备活动。

在细查绑着护腕的开弓者时，很容易将倚墙而靠的麻搭长柄误为水桶把手上的绳索，以为是开弓者腕上挂着水桶在练臂力。如果说画中还有几个肯卖力气的士兵，恐怕也只有这几个押送酒桶的弓箭手了，那也是因馋酒所致。北宋官府力图控制民间酿酒，在运送军酒的途中固然要防止被像梁山好汉那样的人劫持了。

这些本应该在城门口岗位上出现的军卒却精神抖擞地现身在正店酒铺里，联系前面递铺门口懒散的走卒、屋里贪睡的官员以及被撤销的望火楼，前后几处军人的精神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家机智巧妙地揶揄了这几个弓箭手，体现出画家对宋军现实弊病的批判精神。

图中屡屡出现祭水神、路神的现象以及武装押送军酒的情形，暗示出北宋末不安定的社会局势，如野外强人的“剪径”活动。一说《清》卷描绘的是太平盛世，反映了画家“对于过去太平生活的怀念”，可若真是天下太平的话，士卒运酒之前为何这般紧张？

在卷尾“赵太丞家”的医铺门口赫然竖着两块招牌，一书：“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另一书：“太医出丸医肠胃病”，还有治“五劳七伤”等疾者，店面起有斗拱，品阶甚高，该大夫曾经做过御医，想必宫中更有饮酒过度致病的现象。在老太医开的医铺里，医治肠胃病的费用是很高的。

两个妇人到医铺为醉酒的丈夫问诊求药

画中，有两个妇人携幼儿坐等，女店主起身接待她们，兴许是家中的男主人喝酒过量了，夫人们替老公问诊求药。回想画卷前段多处有酒馆酒铺，如此恶性结局，在所当然，体现了画家在创作中的黑色幽默和深重的忧患意识。

严重侵街的商铺和拥挤的交通

北宋社会的痼疾——“侵街”现象日益严重。画中街道两边大量出现屋檐前加建的雨搭以及从平房伸展出来的遮阳棚和挡雨棚等辅助性建筑，在其下开设买卖，或临街摆摊设担，经过数次“得寸进尺”，构成了北宋几朝都无法解决的“侵街”痼疾，造成交通拥挤、消防通道堵塞的恶果，且愈演愈烈。商铺甚至云集到拱桥上，堵塞桥面通行，造成险象环生的局面。

拱桥上下的侵街现象

城门口亦拥堵不堪，无人管理。出于商业运输的需要，北宋的车辆运力加大，车体加宽，行进在大街上极易磕碰，原来后周时期修建的城门很难实行双向通行。在卷尾，画家还描绘了一个惊险的场面，两辆四拉马车急转飞驰，横冲直撞，路人尚未来得及躲闪，这些都与城市缺乏管理有关。

从其架势来看，这两辆四拉马车很可能是御林军用来运酒的“专车”，赶车的军士用长鞭驱赶马匹向左转。他们的目的地大概就是左拐后“孙记正店”旁的军酒转运站，在情节上形成了前后呼应的格局。

飞奔而来的两辆四拉马车，要去正店载酒

张择端想说些什么？

张择端描绘了十多个社会问题，孤立地看，是一个个互不关联的偶发事件或可供欣赏的噱头，联系起来看，则是一桩桩有着内在深刻联系的失政之象，特别是画家超出了绘画表现事物的常规，描绘了一系列交通险情如惊马闯市、船桥欲撞、车祸隐患等，这绝不是为了赏心悦目，描绘这些，既不是画家创作的突发性，也不是开封生活的偶然性，而是北宋末年日益衰微的朝廷政治必然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弊病。

一个受儒家思想熏陶、善于针砭现实的画家，是不会熟视无睹的。这些细节足以令人重新认知《清》卷的绘画主题，客观解读这些图像揭示的实情及其背后的诸多信息，有助于增补以往认识该卷的不足乃至调整过去对该卷的基本认识，尤其是重新反思以往所认为《清》卷是表现北宋“政治清明”或“清明盛世”的学术观点。

观点资料来源：《隐忧与曲谏》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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