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画家孙温绘《红楼梦》

香菱，是　《红楼梦》　中最具诗人气质的人物之一，香菱学诗，凸显了大观园诗社而外的诗意场景，而香菱可怜的平生遭际，又是小说刻画众多女性社会经历的一个缩影。

一些学者在解读　《红楼梦》　的“香菱学诗”的时候，往往会赞美香菱的诗人气质以及面对残酷命运的诗性坚持。在他们看来，写命运对香菱等女性的折磨，恰恰是为了写出他们在残酷命运中人的自由意志，一种诗意的抗争。而香菱写下的咏月诗尤其是较为成熟的第三首、连同她对自己香菱这一名字的诗意解读，都体现出了香菱的情怀、香菱的诗与远方。

这些论述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极可能忽视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以我之见，写香菱的诗性情怀，恰恰是为了说明这种个人情怀连同整个人生难逃悲惨的社会命运，从而把批判的锋芒引向了诗的外部社会。解读由此取向，才能真正理解　《红楼梦》的价值所在。

例如，当人们在欣赏香菱写诗的执着，并且为她梦中得来的第三首咏月诗叫好时，我们不能不惊讶地发现，当她卒章显志般写出“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时，她是在不自觉中，把自己的命运，与抒情主人公合二为一了，在她名分上的丈夫薛蟠远走他乡时，她下意识地　(小说写的是梦境)　在抒情中，把他作为了思念的对象。而这一对象，恰恰是最无诗性最不懂诗意的呆霸王。薛宝钗说香菱写诗像个呆子，但她是作为呆于写诗者不得不依附一个呆于不懂诗的人，她是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去重新选择一个欣赏她诗才、真正爱她的别的男人来思念的。这种无可选择的依附，这样的“两呆相遇”(二知道人语)，既是对香菱命运的残酷嘲弄，也是对诗本身的一次嘲弄。而舒芜在“几次诗社”一文中，分析了诗社的几次作用后，笔锋突然一转道：“第五次诗社后，风波迭起，死丧破败相继，再也没有结社吟诗的雅兴了。回顾第一次海棠社，正是宝玉挨了打，贾母下令不许贾政再叫宝玉，把宝玉保护在大观园之后的事。五次诗意的青春的欢笑，只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暂时的间隙里，才有可能。作者并不是想他们做诗，就随时可以把他们调到一起来热闹一阵。”类似的分析提醒了我们，对于　《红楼梦》　来说，情节展开中所谓的“诗与远方”，既是对情节或人物刻画的必要补充，更是揭示了诗产生的秘密以及诗性被制约、被毁灭的社会性。

这种被毁的诗性，既是指诗体作品，也是指诗的意境，诗的气质。周汝昌曾分析贾宝玉偷偷外出祭奠金钏的一段描写具有诗的意境，这样的意境当然是以内化的感情来垫底的。但残酷的是，领会这种感情，品赏这种诗意的同时，却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金钏冰冷的尸体，联想到宝玉保护金钏的无力。如同他后来不能用柔弱的手来保护晴雯，而只能用同一只手来写一篇充满深情的诔文祭奠她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单独摘引出那样一段宝玉私祭金钏的文字来细细品赏其诗意，未免显得有点轻飘飘。我们只有把这种诗化的祭祀描写，与他之前与金钏戏言被王夫人呵斥后，一溜烟逃走的两段情节联起来看，才能让我们恍然，在　《红楼梦》　中，所谓诗性或者说诗意的产生，有时固然是人物对现实的一种超越和抗争，是对心灵世界的一种固守和坚持，或者如有些学者所说，是“生命的微光、是暗夜的觉醒”；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人物力量衰弱之征兆，是一种无奈之下的自我安慰。所以究竟能否“照见生命、救赎自我”，或者说只是照见了一个脆弱的生命和被社会无情播弄的自我，实在是有待细究的。

我们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当香菱陶醉于向夏金桂描述有关水中香菱、荷叶、莲蓬乃至苇叶、芦根的诗意感受时，夏金桂毫不客气地嗤之以鼻，立马抹去了笼罩在菱角上那层淡香的诗意，责令香菱更名为秋菱，且让香菱无可辩驳。而香菱遭遇奇妒的夏金桂受其折磨，又不仅仅是如同大家常常认为的，是人心和命运的问题。根本原因还在于不合理的妻妾制度、男性霸权等社会问题的存在，使得已婚女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只能去残害一个比自己更弱小的女子。夏金桂之于香菱、王熙凤之于尤二姐，无不如此。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当　《红楼梦》写出了这种现实的残酷、这种诗意的被毁时，如果我们像书中的一僧一道那样，把一切归因于命运，归因于命运的无常，看似解释了问题，其实是消解了问题。因为当作品中展现的不合理的社会问题、制度问题被神秘主义的命运无常观包裹起来后，分析者也只能从外部世界退缩到心灵的自我，甚至从意志自由退缩为一种心灵的感觉，于是所谓的“诗和远方”，就跟不敢正视人生的“瞒和骗的文艺”(鲁迅语)　只有一步之遥了，而伟大的《红楼梦》　那种深刻批判现实的力量，当然也就落在了他们分析的视野之外。

时下有许多鸡汤文，都被“诗与远方”这一短语来概括，但用以说明《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特性，并以此价值取向来解读　《红楼梦》，却容易得出许多貌合神离的结论，结果可能是，解读者只是被小说诗意的表象和片段所激动，把自己和他人带到了与《红楼梦》　本质不太相关的远方，一个只会让人“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的远方。

文/詹丹(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