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青年觉得经典作品难读，不好读。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得避免自己被流行文化快餐败坏口味，可能还要注意一些方法。

现场还原。经典大多是前人的作品，总是呈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与当下读者有经验隔膜。要克服这种隔膜，需要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设身处地，知人论世，在阅读时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现场，减少进入作品的障碍。比如，眼下活在都市的人，习惯于使用煤气和电磁炉，从没烧过秸干和柴禾，对“人烟”这个词可能不会有多少感觉。他们从未经历过乡村生活和农业文明，一看到冒“烟”，那还不打电话119报警？　当代人习惯于手机视频通话，大概也不容易对长相思、长相忆、长相恋这一类苦情找到感觉，不容易对渡口、远帆、归雁、家书这一类意象怦然心动。还有文学手法的差异也是这样。我曾说过，汉赋作家们为何那样喜欢白描铺陈？　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什么那样喜欢写静物，写个街道或修道院，一写就好几页？　他们这样写是不是太啰嗦？　要知道，那时候他们没有电视，汉代人更没有照相机，作家是让人们了解异域世界的主要责任人。他们不那样“啰嗦”，不那样详细报告，读者可能还不答应，还不满足。他们那样写的合理性，只有放到当时的现场里，才能被我们同情地理解。

心智对接。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必以为自己有了飞机和电脑，就在一切方面都远超前人。其实，财富、科技是可积累的，是直线进步的，而在道德、智慧等方面却未必。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　《玩偶之家》，聚焦于女性地位：一个不愿成为男人“玩偶”的新女性，如何打破自己的婚姻困境。鲁迅后来写过一篇　《娜拉走后怎样》，继续讨论这一话题。现在时间过去了一两百年，那个时代早已翻篇，但易卜生、鲁迅所说的问题解决了吗？　看看时下的电视剧，有多少个新款“娜拉”还在那里哭哭泣泣，叫叫喊喊，一言不合就出走，不是去西藏就是去海南———生活在远方么。据近期公布的数据，全国一年之内有五百多万例离婚案，涉及一千多万人，如果以十年计，就是一亿多人。这里面自觉悲愤、深感茫然的“娜拉”何止千万!不难看出，不管生活在什么时代，不论财富和科技积累到什么程度，人的生老病死、恩怨情仇、穷达沉浮，都面临一些长久甚至永恒的难题。前人和我们差不多是同一张试卷面前的考生。那么，如果读经典是有意义的话，无非是这些作品提供了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能给我们帮助。如果我们面对人生考题不得其解，能与前辈同学切磋一番，或向他们打一个“求助电话”，何乐而不为？　在这个意义上，读经典就是读自己，读自己的难事和大事，这样才可能读出一种饥渴感和兴奋感。

多元互补。经典并非绝对真理，并非万能和终极，而且各有局限与缺失。好药没有用好的话，就是毒药。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好而知其短”，不要相信一个药方可以包治百病，可以包打天下。一个小学生，没有恋爱经历，读　《红楼梦》　肯定是不合适的。一个初入职场的青年，最需要立志，打拼奋斗是第一要务，你给他讲　《六祖坛经》，说有就是无，得就是失，打拼就是不打拼，赚钱就是不赚钱，肯定是坑人。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把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马克思的底子打好，缺乏坚实的理性和逻辑训练，一上来就“后现代”，天天给你玩“解构”，玩“能指”，肯定也只能把自己给废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　《红楼梦》　不好，或《六祖坛经》　不好，或“后现代主义”不好。事实上，经典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是多元互补的百味良药，但切切不可乱用———使用时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因条件、因任务目标，组成不同的阅读配方，产生最好的组合效应，否则就无异于东施效颦，甚至是谋财害命。我经常被一些媒体要求提供推荐书目，总是感到很为难。因为我从不相信“万能药方”“通用药方”，不相信一纸书目可以适用需求各异的读者。

以行求知。有些外国批评家赞扬中国当代文学，常用“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马尔克斯”这一类概念，倒是让当事的一些作家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当一个复制品说不上有多光荣，有多大出息。古人早就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只有超越老师，做好自己，有所发明和创造，才是对经典最好的致敬和学习。我相信，任何一个够格的作家都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阅读经典同样如此。读经典不是复制知识。饱读诗书如果只是读成个书呆子，读成一部留声机，就不如不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知识都需要用实践来激活，来检验，来消化，来发展创新。陆游说：“纸上读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阳明说：“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根据这种知行观，读书、上课、拿文凭充其量只是一种“半教育”，只有读懂了人生与社会这本“大书”，在生活中尝过酸甜苦辣，才有一个教育过程的相对完整，才能使知识进入我们的血肉，成为真正可靠、可用的滋养与财富。

韩少功(作者为著名作家，本文为他近期所作演讲的一部分，经授权整理独家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