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广松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著作的　《埃涅阿斯纪》　是一部长篇史诗，由于它节奏复杂，诗式结构独特，翻译起来非常困难。1952年英译　《埃涅阿斯纪》　的译者刘易斯　(C.DayLewis)　就曾建议，如果没有合适的诗式，就不如用散文体翻译，至少可以译出故事。中文版的《埃涅阿斯纪》　(杨周翰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　就是散文体翻译，但这样一来，“原诗的凝重、庄严、蕴藉、朦胧的诗意，简练而丰富的语言，当然就都看不见了。”(《埃涅阿斯纪》　译本序)　杨周翰先生对此心知肚明，言下颇有惋惜之意。

散文体的史诗并非没有存在的必要，维吉尔在写作　《埃涅阿斯纪》　时，首先是用散文体写作，然后再分部进行吟诵。用散文体大约是为了随时记录灵感，而吟诵则是进一步的凝练，使之成为气息通畅、韵律生动的诗歌。维吉尔喜欢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自比“如狗熊生育，必得仔细润饰”，这其中，吟诵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确切地说，吟诵就是在写作，在修改，诗歌能够吟诵出来，朗读出来，也就写好了，改好了。而且吟诵不仅仅是手段，吟诵本身就是诗歌的目的。从散文到诗歌，不是要摆脱“言说”成为“文章”，追求“出　口成章”，而恰恰是要从“文章”回到“言说”，以口耳相传方式　(言说方式)　存在的东西，要高于个人的独创文本。

维吉尔是一位善于吟诵的诗人。有一位古罗马诗人说，他不仅喜欢窃取维吉尔的诗句，而且还希望同时窃得他的“声音、面容和姿势”，同一些诗句由维吉尔朗诵起来就很优美，换作别人就显得“空乏而无生气”(斯维里乌斯　《维吉尔传》)。维吉尔的诗歌诞生于吟诵，适用于吟诵。《牧歌》　(杨宪益译，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　第十首写道：

我要去把我用卡尔刻体写下的歌辞，用西西里牧人的芦管谱出来调子。

在这里，诗歌是用来吟诵的，如果没有牧人的芦管，那么诗人的喉管就是乐器，可以诵读，可以吟唱。十首　《牧歌》，有六首是对唱，四首是独唱，只有在反复的吟诵过程中才能得其韵味。“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　维吉尔诗歌的“志”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他在自撰的墓志铭里写道：“我歌唱过牧场、田园和领袖。”读维吉尔的诗，或许暂可不必对诗意过于求深，先把精神力量放在吟诵上。那些田园牧歌和领袖颂诗，“看”起来或者陌生，然而，那些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少男少女，乃至英雄领袖，天地神灵，他们就在吟诵当中鲜活起来，他们就是事物本身。

“歌永言”。诗歌就是在咏叹那些事物，这些事物是表面的、明白的、丰富的，现在只是要咏叹它们，大声把它们读出来、认出来。这种歌咏乃是丰富本身，让我们满怀感激地面对自己的世界。此中言说纯粹，直接面向万物，韵律自然生成，歌之咏之，舞之蹈之，我们因此能够与万物相见，直接叫出它们的名字，体会到歌者的喜悦和自得，同时我们也成为歌者。

刘易斯在英译　《埃涅阿斯纪》　时创造了一个适用于朗诵的诗式，以便流传广播，这可以看作是对维吉尔诗歌的接近，但古典诗歌的气息气象到底如何，只能揣摩和想象了。

我有幸得到唐文治　(1865-1954)先生朗诵古文的几段录音，这些录音录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朗诵的古文有《秋声赋》　《岳阳楼记》　《前出师表》《屈原列传》　等名篇。由于技术原因，这些录音现在听来大多模糊不清，但唐先生朗诵古文依然有腔有调，中气十足，听的时间久了，感受得到的就只是一团气息，令人遥想老一辈读书人的风范。陈以鸿在　《唐文治讲国学铿锵悦耳》　一文里说：“茹经先生读文时，神完气足，感情充沛，虽届耄耋之年，仍旧声若洪钟，苍劲有力。”确实如此。又说在唐先生的传人当中，“陆景周师温文尔雅，宜于读上古经文，得古朴庄重之意，其他则有未逮。”这是把“读”书和性情结合起来了，唐先生传下来的吟诵方式可以说是修身养性之道，庶几可以接近古典诗歌的气象吧？

我在读维吉尔诗歌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去聆听唐先生的吟诵，也试着去吟诵，但一开口就知道不易。原来从口里发出声音来是难的。先不说腔调，未开口就会有障碍；能够正确地发出字词的读音也不容易，每一个字，它的音、形、义都是一体的，尤其是那些我未曾见识过的事物，需要反复诵读才能大致通顺。孔子说读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意恐怕不仅仅是为了从诗里增广见闻，反过来也可以说，多识得鸟兽草木之名，在“读诗”的时候可以与天地自然相亲，这种相亲乃是双方气息的相合。

唐先生说汉语里“入”声很重要，可使诗句声音响亮，这是一家之言，或者是唐先生读到“入”声时会有喜悦、振奋的感觉。不过，每个人的体会容有不同。维吉尔诗歌的难以翻译，一定与他独特的吟诵方式有关，后人诵读他的诗歌，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腔调。待到有了腔调，感情就自然出来了。至于声音是否纯粹、干净，是否能够顺畅、完整地发出来，实在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关于诗歌与性情的关系，古希腊罗马人早有发现。普鲁塔克在其著作　《希腊罗马名人传》　(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中将斯巴达人吕库古推举为立法者，这个吕库古是第一个使荷马史诗广为流传的人，因为他“发现史诗中包含的政治与纪律的教诲比它们提供的欢乐与放纵的刺激毫不逊色”。吕库古在流亡中结识了当地的一位政治家泰勒斯，人们以为泰勒斯是个抒情诗人，但实际上他做着最有成效的立法者的工作，“因为在他的颂诗里有许多让人们服从命令与和谐如一的规劝。在韵律整齐的诗歌里，充满了井然有序的宁静。因此，凡是听过这些诗歌的人，不知不觉中就柔化了性情，以至于摈弃了当时风靡一时的互相憎恨，从而和睦共处，一道追求高尚的、崇高的情操。”

从泰勒斯、吕库古到普鲁塔克，他们都相信，在吟诵和聆听当中，诗歌与人的性情互相呼应，互相调整，这是立法者的工作。维吉尔曾经为奥古斯都吟诵过　《牧歌》，时间长达四天之久，他吟诵得“既令人愉悦，又惊人地优美”(《维吉尔传》)。奥古斯都当时的反应不得而知，但他后来索要　《埃涅阿斯纪》的手稿至为迫切，说：“从　《埃涅阿斯纪》　中寄给我哪怕第一篇诗歌的草稿或者哪怕半行诗。”维吉尔临终前嘱咐朋友不要发表他未发表过的作品，但奥古斯都指示他的朋友发表了遗作　《埃涅阿斯纪》。奥古斯都的这些行为可以看作是他聆听维吉尔吟诵诗歌后的反应，那些韵律整齐的诗歌是否柔化了他的性情不得而知，但他与　《埃涅阿斯纪》　形成了呼应则是事实，在泰勒斯看来，这或者就是诗人“最有成效的立法者的工作。”

维吉尔的性情与他自　己的诗歌十分吻合，他的性情通过不断的吟诵灌注在诗歌里，诗歌也恰当地成为他性情的载体。据说维吉尔是一位“万事皆堪落泪”的诗人，身体不佳还常常吐血，那么他诗歌的忧郁气质就是合体的，相称的。

他在《牧歌》(其十)里写道：

我决心要在山林间野兽的巢穴里遁藏，并且把我爱恋的心意刻在柔软的树干上，树在生长着，我的爱情也跟着它生长。

在我看来，这是维吉尔式的忧郁：它明明白白又不落言筌，不加掩饰又不落痕迹，心意坚决又质地柔软。我诵读其诗而想见其为人，在某一个瞬间听见自　己的声音，眼前浮现出一个身材修长、面色黧黑而略带羞涩的古罗马人来，这时候，我能相信自己是在读维吉尔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