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亦平

说来凑巧，毗邻上海音乐学院的上音教职工宿舍楼的9楼住户大都曾在前苏联学习，而且还都是莫斯科音乐学院：906大提琴专业的林应荣老师、905指挥专业的黄晓同先生、904竖琴专业的曹承筠老师、903作品分析专业的我，后来留学俄罗斯的指挥专业的张国勇也在9楼居住。9楼可谓“留苏楼”“留莫斯科音乐学院楼”。

我与黄晓同先生邻居将近10年，直至1997年我搬出9楼。我们刚搬进9楼时，黄晓同先生是教授，而我是一介讲师，年龄的差距加上他不苟言笑的性格，我对他总怀有敬畏之感。

他是一个典型的老派知识分子，他从不附影附声，他就是那个黄晓同。要说我对他的评价，那就是——

你很低调。你曾亲口告诉我，你的叔祖父黄齐生先生是“四八烈士”之一，即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机从重庆飞返延安时，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全部遇难。你在说你的叔祖父时声调平和，丝毫没有显赫之气。你的低调溶解在方方面面，贯穿于你的一生。

你被派往莫斯科学习时，中国派出学习指挥的学生有6位之多，分别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而你是唯一有两位专业指挥老师的学生：阿·高克、尼·阿诺索夫。阿·高克1917年起就从事指挥，是前苏联指挥界的领军级人物，涉及歌剧、芭蕾舞、交响乐，在苏联指挥艺术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尼·阿诺索夫亦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从1930年起从事指挥活动，1949年起担任莫斯科音乐学院歌剧-交响乐指挥教研室主任，是张国勇老师罗日捷斯文斯基的老师。你随他们学习时，正是这二位大师如日中天之时，你得到了他们的真传。就在你回国后两至三年间，他们分别于1962和1963年谢世，因此可以说你是这两位大师的闭门中国学生。

在4年的学习生涯中，你屡得5分（5分是前苏联教育体制的最高分），很是难得。与你同时留苏的李德伦先生这样评价你：“这么多留学的人中，晓同的音乐基础最好，晓同的成绩最好。”李德伦先生与你同为指挥专业，导师同为阿诺索夫，他的话是客观的，也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因你成绩优秀，得到特殊待遇，被莫斯科音乐学院送至黑海疗养。但你很低调，很少对人说此往事，只对个别亲近的学生展示过你在黑海的照片。

你在助教的岗位上一做就是18年，从未对学校提过任何要求，你说：“我不在乎给我什么名声。”倒是后来学校领导觉得“亏欠”你，将你跳开讲师这一职级，直接晋升为副教授。这样的事在上海音乐学院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你又是低调。

你痴迷指挥。你说：“做音乐家最好当指挥，要么不做音乐家。”可见你对指挥的痴迷程度。你认为，研读总谱是指挥家的首要功课，为此，你自己、也要求学生首先要准确、熟练地读懂总谱。上世纪70年代，当你在音训班工作时，与在京训班工作的侯润宇经常在一起，以四手联弹的方式，对着十几行甚至更多行的总谱弹奏。须知，要具有此本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是即兴弹奏，超出了“一目十行”的状态。当然也得益于你跟阿诺索夫扎实地学习了“总谱读法”这门课。你和侯润宇将莫扎特、贝多芬的很多交响曲都以此种方式弹奏。1978年，日本指挥小泽征尔要赴北京指挥中央乐团演奏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为了迎接这一盛事，你和侯润宇提前做起了功课，将该交响曲用四手联弹方式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弹了个遍。

上世纪60年代，你受到不公正待遇，被迫住在学校一排矮房中，几乎没有人敢去看你。当侯润宇去看你时，你居然推荐他研习弗兰克的d小调交响曲！在那个西方作品一律被斥为“封资修”的年代，说出这话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你身处逆境，仍然痴迷指挥。

当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你做邻居时，透过开着的窗户，常能听到你将交响曲开得震天价响，你徜徉其中，何其乐哉。忽然，传来一阵刺鼻的焦糊味，原来是你在厨房烧的东西糊了，你却全然不知。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这是你痴迷指挥的力证。

你是蜡烛。你学成回国后，因乐团指挥岗位已满，学校又需要建设指挥专业，因而被分配到教学岗位——上海音乐学院。你说：“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指挥不希望真刀真枪地指挥乐团，反而主动要求去教学的，教书就意味着牺牲自己实践的可能性。”你失去了在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机会（按李德伦先生的话，如果那样，你前途无量），你服从分配，在教学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教过本科、硕士研究生、助教进修班、干部专修班，为祖国培养了80位指挥人才。你对音乐基础较弱的少数民族学生怀有特殊的感情，给予他们特殊的关爱。当来自新疆的考生阿不都热合曼参加入学考以后准备回去时，你说：“等一下，这样的人才在外面很多，他们没有机会学，没有人培养他们，我们有义务培养少数民族的人才。”就这样，阿不都热合曼成了你的学生。你教学时，“手把手，喂饭一样，一口一口地教，就差没站在台上，扶着他们的手，帮他们挥了”。你教过的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的学生至今回忆起你，仍然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你的西藏学生、西藏历史上第一代指挥家俄朱德吉听闻你去世的消息后，打电话给张国勇说，他虽然身体有恙不能前来上海，但他一定以藏族习俗为先生祷告，因为“黄先生不是父母，胜似父母，为我指明了道路”。

2014年9月15日在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的“耄耋桃李-黄晓同80华诞师生专场音乐会”上，余隆说：“他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所有学生。”为了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艺术实践机会，你将自己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乐队课让出一节，推举张国勇去指挥，这是张国勇第一次指挥交响乐队，作品是莫扎特的第35交响曲，为此张国勇三夜没有睡好觉，想着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就在这唯一固定的上音乐队课的艺术实践中，张国勇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进行考核时，你满怀对学生的热爱，给张国勇打出了100分，当时的评委还有黄贻钧先生和樊承武先生，黄贻钧先生没有说话，樊承武先生说：“如果打100分的话，以后就没有进步的空间了。”你欣然接受意见，最终没有给出100分，但是你热情推举学生的胸襟使人感动。

你最能发挥学生的潜能，王永吉在样板戏剧组指挥8年后要跟你学习，你说：“你想学什么？因为你有工作经验。”张国勇说，你将总谱读法教给他，对他的成长有决定性的作用。杨又青说，你教导学生：技术来源于总谱，手的妙语来自心的、头脑的妙思。余隆说：我们赶上了黄先生最严格的那段时间，很惧怕先生，他以严格著称。

你勤奋前行。你不仅自己勤奋，还要求学生勤奋。你深知，作为指挥，案前准备工作最为重要，你给侯润宇布置功课：将乐队总谱缩编成钢琴谱，随后弹奏，并要想象乐队的效果。最先缩编的作品是威柏的歌剧序曲《奥伯龙》，随后是柏辽兹的《罗马狂欢节》序曲，以后又缩编了瓦格纳的几部歌剧序曲以及其他的歌剧序曲。在严格的训练中，学生的收获是可想而知的。

上世纪90年代，我赴莫斯科音乐学院进修前，你托我帮你买有关指挥艺术的最新书籍，你对指挥界的最新学术动态非常关注。去年，你让我分析勃拉姆斯的一首五重奏，你注意到对这首作品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想听听我的意见。我没有分析过这首作品，当时由于太忙，就此搁浅，没有完成你的任务，我亏欠了你的勤奋思考，至今想起还很是内疚。

当张国勇留学归来举行首次音乐会，指挥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你和朱践耳先生各自手捧一本“肖七”的总谱坐在下面，你说：“没有指挥过‘肖七’，我来学习。”你是何等的虚怀若谷，何等的勤奋。

你在经历了几次病危的磨难后，还于80岁时登上舞台执棒享受你钟爱的事业，你的拍点依然那么坚定、清晰，充满活力。

你有情调。钓鱼是你一大爱好，每周一次赴郊区进行一整天的垂钓活动，一度是你生活中雷打不动的“节目”。你曾对我说：“钓鱼和指挥有很大的关系。”可惜当时我没有刨根问底地问为什么。傍晚你回来后，总让你太太张乐平老师提着铅桶来到我家，把活蹦乱跳的鱼儿送给我家小女丹丹品尝，我们受此恩惠数年。你的孝顺儿子为你在松江买了房，身体好的那些年，你时常住在松江，房内挂着你手写的大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有松江”，好一个“我有松江”！好有怡然自得之情调！

在80岁音乐会之后，你自知已经没有再上舞台之可能，但你仍然坚持听音乐，弹总谱，感到满足，获得幸福感。

现在，我的邻居黄晓同先生已经到更高层次的地方生活，祝你一如既往地执迷于指挥，生活在你钟爱的音乐中。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