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要谈的是短篇小说《促织》。
这篇伟大的小说只有1700个字,用我们现在通行的小说标准,《促织》都算不上一个短篇,微型小说而已。
可在我的眼里,《促织》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蒲松龄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足以和写《离骚》的屈原、写“三吏”的杜甫、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相比肩。
说起史诗,先说《红楼梦》也许是比较明智的做法,它的权威性不可置疑。《红楼梦》的恢弘、壮阔与深邃几乎抵达了小说的极致,就小说的容量而言,它真的没法再大了。它是从大荒山无稽崖开始写起的,它的小说逻辑是空——色——空。依照这样的逻辑,《红楼梦》描写“色”,也就是“世相”的真正开篇应当从第六章开始算起,对,也就是从《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算起。相对于《红楼梦》的结构而言,刘姥姥这个人是关键,她老人家是一把钥匙,——要知道什么是“荣国府”,没有刘姥姥是不行的。“护官符”上说了,“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这句话写足了贾府的尊贵豪富。可是,对小说而言,“白玉为堂金作马”是句空话,它毫无用处。曹雪芹作为小说的责任就在于,他把“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解释权悄悄交给了“贱人”刘姥姥。
刘姥姥是谁?一个“只靠两亩薄田度日”的寡妇。有“两亩薄田”,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贫农”,起码不算最底层。好吧,一个“中农”要进荣国府了,她在荣国府的门前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石狮子,还有“簇簇轿马”,也就是好几辆兰博基尼和马萨拉蒂——这是何等的气派,在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气派面前,刘姥姥能放肆么?不能。在被“挺胸叠肚”的几个门卫戏耍了之后,她只好绕到后街上的后门口。到了后门口,刘姥姥第一个要找的那个人是“周大娘”,这并不容易。要知道在这里工作的“周大娘”总共有三个呢。找啊找,好不容易见到“周嫂子”了,刘姥姥这把钥匙总算是对准了荣国府大门上的锁孔。但刘姥姥要见的人当然不是“周嫂子”,而是王熙凤。在这里,曹雪芹展现了一个杰出小说家的小说能力,他安排另一个人出场了,那就是平儿。见到平儿的刘姥姥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咂嘴念佛”,这是大事临头常见的紧张与亢奋。其实呢,平儿也就是一个“有些体面的丫头”。
接下来,凤姐才出场。凤姐的出现却没有和刘姥姥构成直接的关联,曹雪芹是这么写的,“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这18个字是金子一般的,很有派头,很有个性。它描绘的是凤姐,却也是刘姥姥,也许还是凤姐和刘姥姥之间的关系。这里头有身份与身份之间的千山万水。它写足了刘姥姥的卑贱、王熙凤的地位,当然,还隐含了荣国府的大。正因为如此,第六章是这样终结的:“刘姥姥感谢不尽,仍从后门去了。”——你看看,好作家是这么干活的,他的记忆力永远都是那么清晰,从来都不会遗忘这个“后门”。当然了,刘姥姥并没有见着贾母,那是不可能的。她“一进荣国府”就像走机关,仅仅见到了“也不接茶,也不抬头”的凤姐。其实呢,凤姐也不过就是荣国府的办公室主任,一个中层干部。想想吧,凤姐的背后还有王夫人,王夫人的背后还有贾母,贾母背后还有贾政,贾政的背后还有整个四大家族,通过刘姥姥,我们看到了一个何等深邃的小说幅度与小说纵深。——什么叫侯门深似海?——什么叫白玉为堂金作马?是刘姥姥的举动让这一切全部落到了实处。
我从不渴望红学家们能够同意我的说法,也就是把第六章看做《红楼梦》的开头,但我还是要说,在我的阅读史上,再也没有比这个第六章更好的小说开头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我们这些做读者的立即感受到了《红楼梦》史诗般的广博,还有史诗般的恢弘。我们看到了冰山的一角,它让我们的内心即刻涌起了对冰山无尽的遐想。如同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一样,它让我们的内心同样涌起了对情色世界无尽的阅读渴望。这个开头妙就妙在这里,它使我们看到了并辔而行的双驾马车。
(二)
回到《促织》。我数了一下《促织》的开头,只有85个字,太短小了。可是我要说,这短短小小的85个字和《红楼梦》的史诗气派相比,它一点也不逊色。只能说,小说的格局和小说的体量没有对等关系,只和作家的才华有关。《红楼梦》的结构相当复杂,但是,它的硬性结构是倒金字塔,从很小的“色”开始,越写越大,越写越结实,越来越虚无,最终抵达了“空”。
《促织》则相反,它很微小,它只是描写了一只普通的昆虫,但是,它却是从大处入手的,一起手就是一个大全景:大明帝国的皇宫——“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相对于1700字的小说而言,这个开头太大了,充满了蹈空的危险性。但是,因为下面跟着一句“岁征民间”,一下子就把小说从天上拽进了人间。其实,在“宣德间”宫中是不是真的“尚促织之戏”,正史上并无明确的记载。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正史上之所以没有记载,一切都因为宣德的母亲。失望而又愤怒的母后有严令,不允许史官将“宫中之戏”写入正史。然而,母爱往往又是无力的,它改变不了历史。历史从来都有两本:一本在史官的笔下,一本类属于红口白牙。红口白牙有一个最基本的功能,那就是嚼舌头。
附带说一句,大明帝国的皇帝是很有意思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他们叫做“摇滚青年”。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促织》这85个字的开头有几个亮点?它们是什么?
在我看来,亮点有两个,一个是一句话:“此物故非西产”,第二个是一个词:“有华阴令欲媚上官”里的“欲媚”。
“此物故非西产”,这句话特别好。这句话说得很明确了,既然这个地方没有促织,那么,小说里有关促织的悲剧就不该发生在这个地方。
问题来了,这里头牵扯到一个悲剧美学的问题,悲剧为什么是悲剧,是因为无法回避。悲剧的美学基础就在这里,你规避不了。古希腊人为什么要把悲剧命名为“命运悲剧”?那是因为他们对人性、神性——其实依然是人性——过于乐观,古希腊人不像我们东方人,他们不愿意相信人性——或者神性——的恶才是所有悲剧的基础,那么,悲剧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一定是看不见的命运在捉弄,命运嘛,你怎么可以逃脱。只不过这一切和我们人类自己无关,只和那只“看不见的手”有关。所以,他们为人间的或神间的悲剧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命运,也就是必然性。命运悲剧就是这么来的。这是古希腊人最为可爱的地方。这构成了他们的文化,在我看来,文化是什么呢?文化就是借口。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借口。
那么好吧,既然“此物故非西产”,悲剧就不该在这里发生了。道理很简单,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不该发生在太湖,大量的爱斯基摩人中暑而亡不该发生在北极,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灭绝也不该发生在新西兰。我要说,因为“宫中尚促织之戏”,又因为“岁征民间”,没有蛐蛐的地方偏偏就出现了关于蛐蛐的悲剧,这里头一下子就有了荒诞的色彩,魔幻现实的色彩。所以,“此物故非西产”这句话非常妙,是相当精彩的一笔。经常有人讨论,好的小说语言是怎样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好的小说语言有时候和语言的修辞无关,它就是大白话。好的小说语言就这样:有它,你不一定觉得它有多美妙,没有它,天立即就塌下来了。只有出色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语言。
就因为“此物故非西产”这句话,小说一下子具备了荒诞的色彩,具备了魔幻现实的色彩。但是,我要强调,我不会把《促织》看做荒诞主义作品,更不会把它看做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我们再来看“欲媚”。“欲媚”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奴性。关于奴性,鲁迅先生几乎用了一生的精力在和它做抗争。奴性和奴役是不一样的。奴役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接受奴性,而奴性则是人从一开始就主动地、自觉地、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奴性,它成了人文化心理、行为、习惯的逻辑出发点。封建文化说到底就是皇帝的文化,皇帝的文化说到底就是奴性的文化,奴性的文化说到底就是“欲媚”的文化,所以,“宫中尚促织之戏”这个开头一点都不大,在“岁征民间”之后,它恰如其分。处在“欲媚”这个诡异的文化力量面前,《促织》中所有的悲剧——成名一家的命运——只能是按部就班的。你逃不出去。这也是命运。
鲁迅在他的个人思想史上一直在直面一个东西,那就是“国民性”。面对国民性,他哀,他怒,但“国民性”是什么?在我看来,蒲松龄提前为鲁迅做了注释,那就是“欲媚”。我渴望媚,你不让我媚我可不干,要和你急,这是由内而外的一种内心机制,很有原创性和自发性。它是恶中之恶,用波德莱尔略显浪漫的一个说法是,它是一朵散发着妖冶气息的“恶之花”。因为“欲媚”是递进的,恒定的,普遍的,难以规避的,所以,在《促织》里,悲剧成了成名人生得以进行的硬道理。
说到这里我也许要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那就是如何读小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大”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小”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能看到小说内部的大,同时能读到小说内部的小。只盯着大处,你将失去生动,失去深入,失去最能体现小说魅力的那些部分;只盯着小,我们又会失去小说的涵盖,小说的格局,小说的辐射,最主要的是,小说的功能。好的读者一定会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看大局,一只眼盯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