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先生去世，让我陷入哀伤的心情中。我到上海已经整整十年，十年里，新交的朋友不多，能深谈的朋友更少，可是，章培恒先生走了，朱维铮先生也走了，现在，陆谷孙先生又走了，留下的有记忆，还有的是寂寞。

我和陆先生原来并不熟，最早只是神交，大概是通过文字缘罢。记得是200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给我寄来陆先生新编的《英汉大词典·补编》，我翻阅以后，居然想到一个有趣话题，便在香港报纸上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题目是《当时髦入了词典》，意思是说，《补编》从这些年的流行中补充进来好多英文新词，如果连起来看，就是新事物新时尚层出不穷的历史，所以说，《补编》“如果不仅仅把它当做词典，倒可以把它当成时髦变化的档案”。2006年底我到了上海，陆先生见到我，就对我说，我对你这篇文章印象很深，我知道他是客套话，不过，我的这篇千字文他还记得，也让我很高兴。

十年来，因为都在复旦的缘故，慢慢地往来多起来。我从不和他谈论英文，他也不大和我讨论历史。我的英文水准太差，有一次荷兰的Brill出版社送给我一册有关中古中国的《汉英词典》，我也转送给他，作编辑《中华汉英大词典》的参考。这一点他也知道，所以，我们不会多说各自的专业话题，谈话内容多与社会关怀和国际风云为主，谈得多了，也就知道彼此的看法相近，看法相近，就越聊越肆无忌惮，内人戴燕常常也参加聊天，2009年戴燕还特意给他做过一次访谈。我们的住所相隔不远，彼此越来越熟悉，往来便更多了些，有时他招呼戴燕和我去他家，还特意来电话声明，“已准备哈根达斯”，为的只是一次痛快无忌讳的说话。

我知道，他这些年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了。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每天对着满稿纸密密麻麻的中英文，真是太辛苦，可是他好像也乐在其中，常常说起他想到一个对译中文俚语成语典故的绝妙英文表达，就张开嘴大乐，对于英汉之间的“转换”，他真的是乐在其中。直到半个月前，他还转发给我一个　《你必须知道的27个才华横溢的Chinglishwords》，里面把“笑而不语”译成“Smilence”，把“折腾”译成“Z-turn”……他自己还加上一些批注，让人看了忍俊不禁。他自己说，《中华汉英大词典》是他最后的事业，我知道他看重这部书的意义。所以，也总想替他出点儿力。他曾经让我转请友人给“中华汉英大词典”题签，我当然欣然从命。只是题签之后，因故没用，这两张题签也只好封存起来，为此，他始终心有遗憾，为了表达歉意，还专门托人捎去文房四宝。当然，对方完全理解，只是一笑置之，反复电话里让我转达，请陆先生不必介意。

陆先生突然去世，让我觉得很悲哀，也很伤感，甚至多少有些绝望。生命太脆弱了，一个灵魂里始终涌动波澜的人，一个思想中始终有火花的人，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呢？　上上周五(15日)他给戴燕传来作为访谈出版用的照片，我们还在说，从照片上看他精神头十足；上周日(17日)的晚上，天气稍稍凉快，我走出复旦东门，正好遇见他手拎一瓶矿泉水，正要进校园散步，我站在路边和他聊了一刻钟，觉得他状况还不错，除了牙痛。我说“牙痛不是病，痛来要老命”，让他多当心；周三(20日)我给他发电子邮件，最后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为国珍摄”，他回了一句“为国珍摄，好可爱”，我知道，他这是调侃。周五(22日)也就是他发病的那天晚上，十点多他给戴燕传来好些微信上的文章，十一点过，他还给我转来有关邢台水灾的消息。

23日上午，我突然得知他脑梗昏迷，大吃一惊，但是想到上次他发病痊愈，总在希望吉人自有天相。这几天来，消息陆续传来，让人坐卧不宁，心里的绝望一点一点地弥漫上来。今天下午，收到杨玉良先生的短信，说陆先生快走了，急急忙忙往新华医院赶，半路上得知，十分钟前陆先生终于撒手人寰。这时很奇怪，我心里却只转着一个念头，就是为什么他走得这么快？我到复旦快十年了，看到章培恒先生、朱维铮先生和陆谷孙先生相继离去，真是觉得，能痛快无忌地谈话的朋友越来越少。想到这里，一种深深的寂寞感涌上来，让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2016年7月28日下午匆匆写于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