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东华先生

解放初期，我编语文杂志，有一位作者投了很多稿，写出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名字叫做“黄约斋”。主持这本杂志的是倪海曙老大哥，他看到这位黄约斋写出那么多好文章，就决定去拜访他。倪海曙老大哥按地址找到黄约斋的家。黄约斋亲自开门，倪海曙老大哥一看，这位黄约斋竟然是他复旦大学的老师傅东华先生。

师生对谈下来才知道，在敌伪时期，傅东华先生要到内地去，可是在金华被日军拘捕了，后来他的一个学生把他保释出来。傅东华先生只好在杭州闷住了好些日子，后来就回到上海闭门不出，用个笔名写文章译书度日。倪海曙老大哥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师、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陈望道先生就邀请傅东华先生重新出山。

傅东华先生是位对中国文学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他和郑振铎一起主编过权威性的大型月刊　《文学》，翻译过我非常喜欢的小说　《堂吉诃德》，以及风靡一时的小说　《飘》。他晚年研究语文，当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辞海》　编辑委员会委员。

我记得“文革”开始后，本来要把几个出版社的“牛棚”集中在一起，地点就在瑞金路底的老科技出版社。当时我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布置“牛棚”时需要一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我忽然听说辞书出版社的“牛棚”就在隔壁，傅东华先生也来了，在那里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标语，那就好办了，可以拜托傅东华先生再给我们写一张。等到他给我们写的那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拿来，真是极好的书法。

傅先生于1971年去世。

罗传开先生

音乐理论家、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罗传开同志是我的老同乡，好朋友，已经有二三十年没见面了，忽知他于2013年去世，十分可惜。我悼念他。

其实罗传开同志是台湾人，这是文史馆何非光老先生告诉我的。何老先生是台湾人，他听说我认识罗传开同志，曾和我说起罗传开的父亲叫罗朋，他们都是抗战前联华电影公司的电影演员，何非光演过　《渔光曲》　等戏，罗朋在　《大路》　里演过筑路工人。何老先生非常关心罗传开，托我叫罗传开去看他。

那我怎么又说罗传开同志是我的老同乡呢?　因为过去只知道他是广东高明县人，他的母亲在高明县。高明县和我的家乡鹤山县是邻县，解放初期还合并过，叫高鹤县，后来又分开了。

也许因为罗传开同志是台湾人的缘故，他小时候在上海虹口日本人办的小学读书，讲的日语呱呱叫，不但日语呱呱叫，连动作也有点像日本人。有一次我看见他和一位朋友告别，他们两个相互鞠躬，却不离开，再鞠躬，还是不离开，再鞠躬，还是不离开。我就笑他说，你们这样告别，要告别到什么时候啊。

我认识罗传开同志大概是在干校。干校有个翻译连，吸收了很多懂外语的人。“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创办　《外国文艺》，我帮忙编这个杂志，觉得过去翻译杂志介绍日本文学不够多，想好好介绍一下，就请罗传开同志帮忙找材料和翻译。当时，还想介绍音乐，这里的文艺，当然包括音乐。可是音乐太专门，在这杂志上介绍不方便，也就作罢，不过也登过几篇谈音乐理论的文章，是罗传开帮的忙。我还记得他曾说过，莫扎特应该译成“莫差特”，这样更符合原文发音。但莫扎特这个译名已约定俗成，没法改了。

因为是同乡，我经常请罗传开同志到家里玩，我母亲很喜欢他。但每次留他吃饭，他都不肯留下，他实在太拘束了。罗传开同志知道我爱古典音乐，特别是贝多芬的几个交响曲，便特地亲自录了一盘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录音带送给我，他说，这个曲子是从好几个演出版本上选出来，他觉得最好的。

后来罗传开同志工作忙，还经常陪一些音乐工作者去日本访问，又创作普及古典音乐的书，我们难得见面。我最后一次看见他还是在一个宴会上，打个招呼而已。

王石安先生

我的好朋友王石安同志是江苏无锡人，生在著名的“无锡肉骨头”世家。他也是一位翻译家，可是本领比我大多了，不但翻译俄文，而且精通德语和日语，还是一位有执照的医生。他本来在财政局工作，他的大部头翻译小说　《走向新岸》　出版以后，他辞去了财政局的工作，到少年儿童出版社改做翻译工作，和我共事。他在少儿社工作中还翻译出版日本小说。

王石安同志到少儿社不久，参加了民主党派———民盟，成为出版系统重要的民主党派成员。在大鸣大放期间，他听到了许多群众反映，他是个热心肠的人，代表群众把这些意见反映出来，结果成为右派，被赶到西北去了。

过了好多年，王石安回上海后告诉我，真谢谢那张行医执照，他在西北过得好好的，是因为大家有病就来找他，西北老百姓很感谢上海派给他们这么一位好医生。

这时我已离开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已经好多年没有出版翻译的书了。少儿社原社长陈向明同志也曾被错划为右派，如今回到少儿社来仍当社长，看到没法把我从上海译文出版社拉回去，就将从西北退休回上海来的王石安同志请回社里，负责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王石安同志让少儿社出版了不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为儿童文学翻译出版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老来都成为文史馆的馆员，开完会以后，还会像年轻时候那样，找个好馆子美美地吃一顿。我们常常叹息我们有一些好朋友遭到不幸，唉———。我对王石安说，我倒是十分敬佩你的夫人，“文革”开始时，她曾带领她学校的老师们到少儿社造反，要质问社长，凭什么把王石安定为右派。我当时告诉她，把你爱人定为右派的不是我们原社长，我们原社长陈向明自己也成了右派，运动是上级来搞的，找不到人了。你夫人这才悻悻而去。

王石安同志血压高，不幸于2009年中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