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沈仲章经常怀念他在北大的十一年(1926-1937)，我也爱听他说老北大的事儿。有一则“男孩”穿裙子的趣事，给我印象颇深。

父亲到北大第一个学期，因校方发不出工资，教师不上课，学生“放鸭子”。好在图书馆还“营业”，成了父亲的课堂。

第二个学期，北大复课。开学之际，校报登载了一则招人启事。上面说有个中国和瑞典合作的西北考察团，计划去蒙古和我国新疆等地考古并考察地理，需要招收几名青年工作人员。一去就是两三年，边干边学。文科、理科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报名地点在北大三院法学院，报名后得参加考试。然后根据成绩以及其他条件，由校方决定人选。父亲对野外探险极有兴趣，马上报了名。

报名之后不久，就是考试，数学、物理、化学等各项科目一连考了好几天。考试内容父亲完全不记得了，而印象最深的，是在考场遇见了一个“怪物”。

头一天即将开考之际，众考生都已步入考场坐定，气氛有些紧张，四下寂静。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个小男孩，身穿蓝布大褂，脚蹬圆口布鞋，“咚、咚、咚……”走进了教室。父亲觉得很奇怪，咦，小孩子来做什么?　只见那孩子走到后面较靠边的一个角落，从容不迫地选了一个座位坐下。这时已经开始发考卷了，那孩子接到卷子，就刷刷地在纸上写开了。

父亲接到考卷后，也开始专心做题。不知过了多久，周围考生们都正在埋头答卷，突然又听得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抬头一看，那小孩向讲台跑去，交卷了!

一连几天，那个小孩都一样，到得几乎最晚，穿着相同服饰，坐在差不多的位置，而且，总是第一个交卷!　考完就自顾自离开，从不与别人搭言。其余的考生呢，一般都早一点儿来，结束后也不急着走，在考试前后会互相认识一下，聊聊各自的背景和志向什么的。大家都探问那个小孩的来历，议论纷纷，没人说得出是怎么回事儿。

最后一天考化学，预先通知要做实验。那小孩子也来了。头发还是短短的，像个男孩。可身上却改成女装，穿了条裙子!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个假小子!有人悄悄地低语:“怪物!”

这个“怪物”，就是父亲最初见到的陈珪如。陈珪如是福建人，长得矮小，女扮男装时，看起来简直就是个小男孩。陈珪如和我父亲同年考入北大本科，父亲说她是数学系的，功课拔尖，须眉折服。父亲是物理系的，同属北大二院理学院。当时北大招生不多，有些基础课，理科几个系合班一块上。而父亲又嫌物理系的数学课太简单，跨系去听数学系的数学课，如此就相互熟识了。

再说父亲还认识一位北大教授邓高镜，常去他家。闲谈中提及报考西北考察团的事，没想到邓高镜大泼冷水，竭力反对。更有甚者，邓教授竟跟主管的人打了招呼，除去了沈仲章的名字。邓高镜还断言，不管陈珪如考得好与不好，是不会被录取的，因为女的去野外考察太不方便了。这类言行在上世纪20年代并不算出格，陈珪如可能从来不知就里。要不，以我对陈珪如的了解，她会身着男装，跑去据理力争，抗议“歧视”。

陈珪如早先有个男朋友姓彭，是共产党，1927年牺牲了。后来，她与同是北大学生的胡曲园结成伉俪。胡曲园也是我父亲在北大就认识的好朋友，我称胡曲园“胡伯伯”，陈珪如“胡伯母”。胡曲园1946年到复旦大学当教授，一直在哲学系。陈珪如后来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专攻自然辩证法。由于她的倡导，复旦开设了科学哲学的课程，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自然辩证法教研室。

1978年我考上复旦，念了四年书;1982年毕业留校，教书编书又是四年。八年间我不时去胡伯伯胡伯母家坐坐、聊聊，有时还蹭顿饭吃。陈珪如总是亲切地叫我“阿明”，因为福建方言读“亚”为“阿”。说到我父亲，她也总用父亲的别号“阿Gong”，写的时候则用“亚工”或“亚贡”。胡伯伯胡伯母说话风格与我父亲很相近，随意间透出种种幽默与情趣。胡伯伯胡伯母总让我觉得，阿Gong和阿明都属“阿”字辈，而他俩既然是阿Gong的平辈朋友，当然也就是阿明我的“平辈”朋友。

胡伯伯和胡伯母的儿子阿龙，与我真的是同辈，可年龄上却长我一大截。阿龙哥回父母家来，对我说话倒有点像大人对小孩的口气。不过，这很可能是我“听者有心”。我和他父母信口漫谈，有时会涉及古今中外的一鳞半爪，我总觉得阿龙哥嘴角带着微笑(“讪笑”吧?我惶惶然)，像是在说:“嘿，你年纪小小，倒还知道些东西。”很可能，他确实也曾脱口冒出过类似评论。

记得有一次，胡伯伯和胡伯母夫妇俩在我面前争执不下，焦点就是我父亲在北大到底读什么专业。陈珪如坚持:“阿Gong是我们数学系的!”胡曲园却咬定:“仲章是我们哲学系的!”

他俩各不相让，互不服气，一齐把头转向我，要我表态“站队”。我呀，摆出一副“判官”架势，先各打他俩五十大板，说:“你们都不对!”见他俩瞪大着眼睛“聆听”，我神气地接着说:“我爸爸考进北大物理系，再转到哲学系，最后毕业于经济系!”他俩愣着看了我一会儿，质疑我的“权威”。又回头对看，交换了一下眼光。然后再一齐扭头看我，那眼神分明已经“达成协议”，否决我的判决。

周末回家问了父亲，才知我也不对。父亲笑着说，他其实不该算“本科生”，而是“旁听生”。文科理科到处旁听，哪个系都是，哪个系也都不是。父亲在哲学系确实得过学位，我“冤枉”了胡伯伯。而胡伯母认为是数学系的同学，也有依据，因为他们曾一同上数学课。至于父亲画蛇添足，又读经济系的“学历”，那只是跟北大制度玩的一场游戏，几乎没有一个朋友当真。至于父亲如何在北大各个院系“流窜”，以及赖着不毕业的“理由”，这篇小文就容纳不下了。

最近偶然翻到北大物理系2003年编辑的九十年系史，附录里有份该系早年的学生名录。一查“沈仲章”，竟是1925年录取的一年级新生。而“陈珪如”的大名，也赫然列在物理系同一届。这下，我又糊涂了。父亲总说他1923年到唐山大学，读了三年整，1926年夏天才报考北大本科。而陈珪如先学物理后转数学的这段“秘”史，我以前也没听父亲或者胡伯母本人提起过。又查了上海市地方志网站，只说陈珪如1930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而胡曲园考入北大是读德国文学系，没记录哲学系的系籍。反正，早就听说北大是出名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