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大凡做学问的人，史料的搜集整理最难，一般人望而却步。我自己就不敢泡在其中，耐不得寂寞还是主要的。日前得到郑志良先生新作《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探考》，见到许多鲜见的资料，颇受启发。郑先生治学，有乾嘉学派遗风，又多晚清民俗学的余绪，觉得是学界难得的真学问。我看这本著作，多了一种好奇心，许多考辩恰是民初学人苦苦要做的工作，五四那代学人提倡的以野史与民间史料寻找文化脉息的劳作，被我们的作者很好地继承下来，且能引出诸多话题。

传统的读书人看不起梨园里的诗文，觉得俗气缭绕，未见真谛。王国维作《宋元戏曲考》，自是别有深意。晚清的学人章太炎影响甚广，他的弟子中喜欢戏曲的寥寥无几。难怪黄侃讥讽曲学为小道，那是有雅正的文学的庞大系统在，不能看到其中的玄机也是自然的了。

章太炎的几个弟子也学会了走不正宗的文化之路的样子，有的是新文学的发动者、参与者。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后来都与章太炎有点距离。他们看出旧文学的问题，从白话文里寻找表达的可能，但没有从古代的戏曲资源里思考问题，实在也是那时候的一个盲点。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周作人关于旧戏的讨论，不免有些独断，未能让人信服，而鲁迅对于京剧的讽刺，只可作一家之说来看，作为艺术的整体思考，这类判断尚需做思想的厘清。

周氏兄弟关于正宗诗文的批评，从他们的爱好里可以看到一二。鲁迅关注小说，周作人探讨民俗，都不是旧式文人的主流所在。可是他们对于戏曲的若即若离，影响了对于艺术史整体性存在的把握，因为意见性的因素多，其表述多不系统，以致带来误解。其思考的空间留下的话题，倒是引人思考的。

其实，周氏兄弟眼里的戏曲，只还在人类学与民俗学层面上。他们藏品中的戏剧资料，被研究者一笔带过，细细分析者有限。鲁迅说自己喜欢社戏的片断，晚年回忆绍剧的《女吊》，赞佩的地方很多。较之于被宫廷化与士大夫化的京剧，未失原始意味的绍剧，却是弥足珍贵的存在。那里野性的和冲荡的气韵，给他带来的快感是可以想见的。

但鲁迅很少分神凝视戏曲里的资源，与翻译、创作的趣味关系很大，吸引他的更多是小说里的智性。他对音乐与戏剧的某些隔膜，使其判断艺术问题时，有了旧文人没有的东西。民国旧文人是喜欢泡在梨园里的，鲁迅总觉得那里病态的东西多。他讽刺梅兰芳是扭扭的样子，原因是没有阳刚的气质。可是我们细细分析他小说里的对白与结构，旧戏的因素未尝没有。在《故事新编》里，传统戏剧的形式是暗化在其中的。得形而忘意，乃精神的特点，古老的艺术在他那里不是被整体迁移过来的。

在一些文章里，鲁迅偶然以戏曲的符号为自己的表达添彩。比如《二丑艺术》即是。那不是说明戏剧本身，而是借此讨论社会的问题。中国文人浸泡在戏剧里的那种温和、惬意的意蕴被其所扬弃。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冷静，倒透视出古老戏剧里本质的问题。他觉得，戏曲提供的察视观人的资源，也不能忽视的。

但周氏兄弟关注的明代文人，就不是这样。他们的文学成就，有的与戏剧的元素不是没有关系。离开戏剧来谈晚明的士大夫生活，似乎就缺少了些什么。

我们现在看晚明文人的书，感叹那一代文章之好，背后有戏剧的元素。像张岱这类文人，词章没有道学的因素，就那么自然游走于山水、城乡之间，点画出心绪优美的思绪，文章的轻巧，今人只能叹息。不过，我们看他们的文章之道，是得到民间资源的暗示无疑。郑志良《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探考》写到山阴一代文人的业余生活，就有非正宗艺术喜好。张岱对于梨园票友彭天锡的描述，多见神采。绍兴的戏剧舞台与文人关系，在此颇多意味。浙东文化的风气，于此可见一二。

郑志良发现了周作人藏书里的难得资料，山阴文人潘素心《不栉吟》《不栉吟续刻》里，许多关于戏剧的文字，都有正经的文人所没有的东西。郑先生在《山阴曲家周大榜与花部戏曲》言及其戏曲理念，在传奇里保持正宗的儒家道德之思，则看出文人思想深处特别之所。周氏兄弟对于浙东文人的艺术趣味多少有些关注，但没有细细研究，或只是注意文本而少借用，可能与他们的审美走向有关。

对于山阴文人，周氏兄弟言及最多是王思任与张岱。他们的文学活动与戏曲之关系，也颇值得一思。《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探考》谈到王思任批点戏剧文本，以及张岱家族与梨园的几十年的缘分，看出明代文人精神除了诗文之外，自有另类寄托。他们的文章能够颇多神采，和戏曲的关系一定是深的。张岱兄弟刊刻《牡丹亭》，王思任为之评点，都是文坛趣事。那种从旧文人的精神旁溢出的灵动的思想，或许从戏曲中得到启示也未可知。

王思任那句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其实也有绍剧的朗然之气。但中国后来的艺术缺少了这些，鲁迅不再深谈京剧与戏曲，也有这样的原因吧。而另一方面，旧剧里忠孝与儒家的精神过浓，鲁迅的考虑是颇有道理的。戏剧中离经叛道的元素，真的不可小视，因了这些的存在，文人与百姓，都有了借其表达自己意愿的通道。在小说之外，旧戏的存在，的确敲开了审美的另一扇门窗。

郑志良治学，有些超功利的因素。他跑了许多图书馆，常年搜集珍贵的资料，且耐得寂寞。他喜欢以新的史料说话，不空谈，戒虚妄，论从史出，又多奇思。我喜欢此书的原因，是作者提供了一个视角，为我了解浙东文人传统提供了资源。中国的古代艺术与文化，可探究的话题颇多，然而有新的眼光和扎实的学术根底的人毕竟太少，成果亦不甚可观。我向来觉得治国学的要懂一点西学，或有点五四的新文化理念。以现代的眼光激活那些沉睡的资料，则可以带来思想的愉悦。郑志良写明清的戏曲文学，衔接了诸多五四的传统，此书与那时学人的著作对读，似乎可以看到现代一种学术思想的延伸。对于我这个门外汉而言，于中所得颇多，也进一步确信，鲁迅所说边缘文人的资料，对我们理解历史，真的异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