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珑

我生长在一个传统的世代书香之家。祖父张元济先生创办商务印书馆，毕生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们当年送我进中西女子中学，让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也是受益最多的黄金岁月。

黄金岁月

创建于1892年、结束于1952年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中西女子中学，背负着“资产阶级贵族学校”的原罪，早已沉沦于历史的尘埃。对于它的种种误解和贬斥也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是，最近该校年逾古稀的校友们竟然发起编撰它的校史，从而又激起了我的涟涟忆想。

我生长在一个传统的世代书香之家。祖父张元济先生创办商务印书馆，毕生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父母亲对我的教育一向抓得很紧，他们送我上当年这所名校，为的就是要给我最好的教育。说来有点像天方夜谭，我从入中西附小四年级开始，直到1947年高中毕业，没有经历过一次考试。没有受过“小升初”“初升高”的一系列洗礼，甚至没有受过“期中考”“期末考”之类“过五关斩六将”式的考验。我们的成绩是平日分数的总和，包括小测验、做实验，写作文、周记、读书报告，上台演讲、演戏，品行、办事能力等等的综合成绩。看着邻家孩子们今日的苦读，我庆幸自己的中学时代是一生中最快乐也是受益最多的黄金岁月。

一入学，就有高班的学姐告诉我，见了老师和同学都要礼貌地打招呼，上午说“早”，下午说“好”。于是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见了人总是愉快地打招呼。“谢谢”和“对不起”则是待人接物的基本口头语。曾经看见过一个电影《最后的贵族》，影射的就是中西女中，把女学生们描述成娇滴滴的贵族小姐，穿着高跟鞋，挽着男友，翩翩起舞。殊不知学校不允许学生着装奢侈，更不准施脂粉。记得班上一个同学，星期一早上来上课时，涂着红指甲。被陈观裕老师发现，当堂令她回去把指甲油擦掉再来上课。还有一个同学收到她叔叔送的一件可以两面穿的外衣，一面是靓丽的绿色，另一面是黑色。她老是穿着黑色的一面，生怕鲜艳的绿色太引人注意！

学校教育之严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良好的习惯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例如出门时必须礼让他人先行；咳嗽打喷嚏时要用手帕捂住嘴鼻，不可出声；在教室或图书馆走动要踮起脚跟，更不可大声喧哗干扰别人。总之要处处为别人着想，不可仅想到自己的方便或好恶。中国的古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一日三餐中都得以贯彻。任何浪费食物的行为，如扔掉半个馒头，或倒掉饭菜，都要受到批评。从家里带来的零食不准带入寝室，一律由老师锁在“吃食间”里，每天下课后四点到四点半是一天中唯一可以吃家里带来的零食的时间。那时我们都是住校的。对卫生的要求更是严格：每天早起必须把屋子打扫干净，书籍衣物摆放整齐，纸屑杂物不准乱扔。我们去上课后，训育主任都会逐间检查。发现有不整洁的屋子，是要被叫到她的办公室批评的，学生们称之为“吃大菜”。这些说来都是小事。但良好的生活习惯反映的却是学生是否有教养。在我自己成为老师之后，每每看到学生宿舍中的脏乱现象，都会暗自哀叹素质教育之缺失。

自信心的训练

今天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英语这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已成为对外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除学校的英语课程外，课外的英语补习班、各种快速教授英语的学校，甚至“三个月即可学会牛津英语”之类的广告，比比皆是，不仅占用了孩子们大量的时间，也吮吸了父母辛勤工作的积蓄。大概是因为自己当过英语老师多年，得了“职业病”，每到一处旅游景点，总会关注那里的英文介绍。可以说绝大多数是“中国式英语”，错误百出。令外国人看不懂，更令我这个曾经的英语老师汗颜。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多年来对于英语教学的努力，结果并不理想，所付出的代价和所收获的效果远远不成比例。

中西女中向以它的英语教学著称。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我们当年没有专为英语教学编制的教材，更没有英文语法书！我们读的是英文原版的古典文学小说。今天有些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如《简·爱》，《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等，其原文著作都曾经是我们的课本。甚至莎士比亚的原著剧本也曾是我们高中的读本。老师挑重点的章节在堂上讲，其余部分留作课外阅读。语法、词法等都在讲授课文的过程中结合起来讲解。老师引导我们从文学角度来理解和欣赏课文，往往让我们听得出神。从这些经典作品中，我们不仅积累了对英语丰富的感性认识，更开阔了眼界，对西方世界的文化、历史和人文习俗有了解了，从而学会如何用英语思考并用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写英文作文或读书报告。

练习是多种多样的。模仿原著写自己的小故事，或将原著中的一段编成短剧便是练习之一种。老师往往让我们上台讲自己编写的故事。记得我第一次被叫上台去讲故事，面对着全班同学的专注目光，吓得浑身哆嗦。但这种练习是经常性的，久而久之，上台讲话或演戏成了家常便饭，使所学到的词汇、语法，连同语音、语调都变成了活的知识，根本不需要死记硬背。学校里有非常好的开架图书馆，老师们都鼓励我们广泛阅读。在挑选图书时，图书馆馆长江梅娟老师往往会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介绍一些好的读物。记得她介绍我看哈代的《苔丝》，说“你看了要哭的”！这就是我十分热爱19世纪英国作家哈代作品的开始。中西教学的基本原则是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启发我们自觉获取知识的潜力。例如作文，老师往往只规定体裁：或记叙文，或描写文，或论述文，而对内容则从不做任何规定，和今日普遍存在的填鸭式教学法和所谓“标准答案”完全不同。经典文学作品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语言上的知识，更是人文学识的熏陶，无形中也就是取得了素质培养的效果。

回顾当年，母校从小培养我们有自信心，能独立思考，教导我们养成“诚恳做人，踏实做事”的良好风范。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我们有强烈的责任感，勇于面对挑战。这种办学方针远非今天一味追求高升学率和索要高额赞助费的功利主义所能及。

改行之后

离开中西后，我在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任教20年。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这一生中免不了经历许多挑战，而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改行。

“文革”时，我随着丈夫下放到了湖南湘西地区。1973年，他因工作需要又调回北京，我也随着回来。但出乎意料地被留在了他所在的建筑设计院，没能再回北大，也不能重拾我的老本行。霎时间，我掉进了一个完全陌生、让我两眼一抹黑的工作环境。周围的人们都把我看成是为了照顾而勉强安排的一个家属，还时不时地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既然不能离开这个专业不对口的环境，我下定决心面对挑战。

我抓住一切机会去建筑工地学习，用心观察房屋是如何盖起来的，道路、桥梁又是如何筑成的。我跑工地，爬混凝土运输车，壮起胆子爬上很高的脚手架，去外地出差。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逐渐地，我开始和同事合作做专题。为此我看资料，做笔记，记专业词汇，收集国内情况，翻译国外资料，写出专题报告。经过这番学习，加上家里还有“家庭教师”的辅导，我学到了一些这个陌生行业的皮毛，也掌握了不少中英文的建筑词汇。凭着中西给我奠定的英语基础，我做到了可以顺利地从事专业性的英文口译和笔译。改革开放后，国际交流渐增。我因此做过许多英语的口译工作，在许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担任过口译，甚至在大型国际会议上充当过同声翻译。这都得归功于中西给我的基本功训练，使我时隔数十年还能灵活地运用语言，临阵不慌。

上世纪的80年代，我有幸参加过中国建设部和美国住房部的合作项目，编写了一本有关城市规划、施工管理和住房建筑的专业性词典，我的工作获得了美国同行们的赞许。1982年我在领导支持下，创办一本英文季刊《中国建筑》，一路艰辛，付出了十多年的心血，乃至健康。从1988年起，杂志成功地试销到美国，第一次订购就是3000册，每册6美元，反响颇佳。但是最终还是由于人力的缺乏和种种客观条件的不允许而宣告停刊。有趣的是在我退休三年之后，收到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信，要续订我们的刊物，并说以前缺了好多期，希望给他们补齐。能得到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肯定，无疑对我是最大的安慰。

许多考验和经验证明中西的英语教学是成功的。教育的成功不仅只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在于人格和素质的培养。语言学习不是“立竿见影”或“急功近利”式的，而是必须受到语言文化的熏陶。记得当年我还在大学里执教的时候，外语教学有本科外语和公共外语之分。公共外语的对象是除外语系之外的学生。但是，专业有千百种，一门公共外语，哪能满足各种专业的需要？根据自己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基础打得结实，才能应付各种专业的需要。中西当年的毕业生很多进大学后选择了理、工、医等学科，而母校给她们打下的英语基础都让她们游刃有余，终身受益。至于英语基础教育如何才能得其门而入，恐怕是当下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