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阿马蒂亚·森的书《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我曾在2002年听过他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演讲，但真正认识他，是在读过这本书之后。

阿马蒂亚·森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时是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他的祖父是印度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秘书，他的名字就是泰戈尔起的。这成为一段佳话：印度第六位诺奖得主的名字是第一位诺奖获得者起的。他长期关注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些南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社会发展问题，著名的成果是关于饥荒和制度的关系研究，他开拓了关注和捍卫穷人利益的经济学，被视为是“经济学的良心”。

所谓“以自由看待发展”，是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一种与传统功利主义相反的社会发展观，他“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他的理论来自于他对主流的古典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质疑。这一流行的观念将社会发展的评价主要建立在社会财富和经济总量的增长上，是一种以“效用”为主的评价，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均GDP评价。它对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作用；但是，其负面的作用也很突出，阿马蒂亚·森对此做了深刻的理论分析。

人均GDP评价模式的问题，首先是以结果论成败的“后果主义”，对于过程和动机很少关注。众所周知，这会导致环境污染、竭泽而渔等严重问题。其次是“福利主义”倾向，只关注经济效用，而不关注与经济绩效不直接相关的因素。然而，物质进步并不是社会发展和幸福感的唯一来源，健康、教育、就业、环境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第三是这一评价漠视分配过程。人均GDP评价是把不同人的效用直接加总，只追求效用总量的最大化而不关注分配过程。然而，财富的增长和增长的财富如何分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它用统计意义上的“人均”观念遮蔽了总量在个人之间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容易忽视社会公平。

基于这种批判，阿马蒂亚·森提出了另外的评价指标，它由人均GDP、人均预期寿命和受教育程度三个指标组成。这就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所使用的人文发展指数(HDI)的来源。按照这一评价，GDP并非最高的北欧各国高居榜首。它引导了经济学界在社会指标上的转向，即从单一的GDP考量转移到绿色GDP、人文指数和国民幸福指数等等，从而从经济增长转向了社会发展和对幸福感的关注。

阿马蒂亚·森同时质疑功利主义所假定的经济财富与人的幸福感受正相关的认知，认为这种假定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当人的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财富增长能给他带来的幸福感是很有限的。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活跃的领域。很多研究揭示了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系，有钱并不一定快乐。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从1950年到1990年，人均GDP增长了250%，但人民的幸福感却几乎没有提高，反而是压力感增加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也有类似的感受。早在40年代，林语堂写书《吾国吾民》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曾经有美国人问他：“中国人那么贫穷，有没有感受过快乐？”林语堂反问：“在没有发明汽车和抽水马桶之前，美国人有过快乐吗？”

在这本书中，阿马蒂亚·森深入讨论了一些困扰我们的理论问题，例如穷国是否可以发展福利等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他坚决反对认为社会福利是富国才能享用的“奢侈品”的流行观念。要澄清这一问题，首先要回答经济增长一定会增加国民的福利吗？结论是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对于生活质量例如寿命延长会有促进作用，但正相关的因素必须是穷人收入的增加和公共开支中医疗保健支出的增加。换而言之，如果不注意这两项，GDP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预期寿命的提高。因此，真正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如何使用的。”此外，很多发达国家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是在经济起飞之前就建立起来的，日本和韩国就是典型，日本的全民公共教育体系早在明治维新时就已经确立，正是较高的教育水平才促进了这些国家之后的经济起飞。所以，森的结论是一个国家不必等到富裕以后再进行基本教育和医疗的建设，因为“一个贫穷的经济可能只能有较少的钱用于医疗保健和教育；但是与富国相比，它也只需要较少的钱就能提供富国花多得多的钱才能提供的服务”。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本身也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阿马蒂亚·森的分析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在于并非理论和概念的抽象讨论，是一种翔实深入的实证研究。例如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一种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人均寿命和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比如日本、韩国；第二种是经济高速增长但人均寿命和生活质量并没有提高，比如巴西等南美国家；第三种是成功提高了人均寿命和生活质量，但经济没有实现增长，比如斯里兰卡、印度的克拉拉邦。不同的内在机制导致不同的结果。

2015-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