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凌玮
所谓“男性气质”,亦称“男性特质”、“男子气概”、“男人味”,是描述身为男性所拥有的特质,是“具有示范效应的关于男人之所以为男人的一系列特质的描述”。(刘岩)与西方一样,中国社会也存在其特定的“示范性男性气质”。但在当代中国,传统的性别分工逐渐瓦解,男人不再是家庭中最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妻子比丈夫挣得多的现象在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为代表的经济较发达地区,早已不算什么罕见新奇之事。显然,在谈瀛洲的小说《灵魂的两驾马车》里的长根家,传统的性别分工就被颠覆了——妻子素芬是就职于沪上外企的白领,经常去外地出差,那么留守家中料理家务、照顾女儿的任务自然是落在丈夫长根的肩上了。
作为曾经的特权享有者,男人们哪里肯轻易放弃“天赋”的特权呢!就连像长根这样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对自己在经济上的劣势深感自卑与愤懑。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此脆弱,以至于“无声地跳着”的出租车计价器这样微小的细节,都能够牵动他敏感的神经。
然而,长根的自卑感和挫败感不仅仅缘于妻子的强势,也缘于男权社会对于男性的压迫。因为社会“示范性男性气质”实际上是将一个理想化了的男性形象强加到了所有男性身上,而男性只有符合这一标准范式,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否则就会沦为耻辱的失败者。事实上,长根似乎也感受到了男权社会给身为男性的自己所带来的压迫。当他面对差旅归来的妻子的抱怨时,他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委屈:“那么说因为你出了差,我就不能生病了?为什么?因为我是男人?男人也会生病。我不用坐班,难道这样我就没有权利生病了吗?”与其说长根是在对妻子抱怨,不如说他是在对妻子所代表的社会对男性的普遍期待宣泄自己的不满。生病原本是身体脆弱的表现,现在在长根眼里,反而成了一种上天赋予的“权利”,是身为男人的他和女人共同享有的。无意中,长根道出了许多男性无法认识到的一个事实——“男女平等”不仅是消除对女性的压迫,也是对男性的解放!
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了情感上的亏欠,污染了原本应该纯净、平等的爱情。于是,长根成了情感上的“负债者”,而素芬似乎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掌控长根生活的权力。当长根想辞去大学教授的职位,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时,素芬坚决反对。
显然,素芬是在以一个现代社会“理性的经济人”的身份替长根做着选择,并且对长根缺乏理性的念头颇为不满:“你看上去像个头脑冷静的人,但在内心深处你不是。如果我放任你去试试这个疯狂的念头,将来你会后悔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理性”恰恰是当代男性气质的核心隐喻之一。倘若这种隐喻成立的话,那么素芬似乎是比长根具有更多的男性气质;如若不然,那么是否意味着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本就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区分的两组特质呢?
长根觉得妻子的反对不无道理,但他的内心仍然愤愤不平:“为什么他就需要得到她的批准呢?就好像是她,而不是他自己,才能决定他该如何生活。”后来,长根背负的这笔人情债成了他在婚姻濒临破裂时试图挽回的唯一原因,事实上在那时,长根对于素芬早已没有爱情可言,剩下的唯有他还不完的情债。
在婚姻中倍感挫败的长根不得不在婚姻之外寻找重建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的机会;而就在此时,翟文艳如同一盏艳丽炫目的霓虹灯出现在了长根的黑夜之中。长根与文艳的初次相见是在一场文学沙龙上,非主流的打扮让文艳还未开口就夺走了在场众人的目光。
她“黑色的大衣”制造出成熟女性的外表,然而褪去这最外层的包裹,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景象——“半透明的”黑色套裙、“鲜红色的乳罩”,色彩鲜明的对比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半透明的衣料狡猾地摆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魅惑姿态,比直接暴露更能引起在场男性的绮思遐想,红与黑的搭配让人不禁想起司汤达的《红与黑》,这是否暗示着文艳与于连一样拥有着勃勃野心和狂热的占有欲?同时,这两种颜色都隐约与死亡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在充满诱惑的同时又散发着危险的信号,这与文艳眼影的颜色“尸青”(多么吓人的意象!)和黑色的唇膏恰好相得益彰。
在长根幡然醒悟之后,文艳的形象有了明显的转变,她不再是需要呵护的柔弱女子,而像男子般具有进攻性。在长根试图和她斩断关系时,她一直不断纠缠他、骚扰他,(和在床上不知餍足、不断索取一样)文艳俨然成了主动的进攻方,计策层出不穷;长根则沦为被动的防守方,疲于招架应付——强大和弱小的角色早已颠倒过来。力量关系的倒转在一个有趣的细节中可见一斑:当文艳向长根炫耀她的前男友们是怎样为她疯狂的时候,“她玩弄着手里的一次性打火机。”这一举动与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的彼得类似,他总喜爱摆弄随身携带的小军刀。如果说军刀就是彼得男性气概的象征,那么打火机则可被视为文艳的“(伪)男子气概”的象征。所不同的是,与军刀相比,打火机似乎更危险,让长根的行为给人一种惹火上身、玩火自焚之感。最终,长根还是从文艳这个泥潭中脱身了,但也元气大伤,婚姻的破裂在所难免;而脱身的原因绝非长根战胜了文艳,而只是文艳寻觅到了下一个进攻目标而已。可以说,小说中文艳的形象经历了一个剥离伪装的过程,这同时也是长根幻想破灭的过程。然而,在阅读小说时有多少读者也和长根一样误读了文艳?在生活中,又有多少人对自己或者他人的性别特质抱有幻想呢?
长根对老同学玉文的感情就像一团迷雾笼罩着长根,使他对自己的男子气概产生了动摇和怀疑。倘若用社会“示范性男性气质”的评判标准来衡量长根,他一定是不合格的,这在他与素芬、文艳和谷薇三位女性的互动中表露无遗。
值得庆幸的是,小说开放式的结尾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时隔多年,长根与玉文重逢,玉文启发长根道:“还记得我们在县一中翻过的那道墙吗?等你翻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翻。”困住长根的那道墙,既是社会“示范性男性气质”强加在长根身上的那份沉甸甸的期待,也是长根内化在心中的、对男女性别特质的幻想和误解。不翻越(甚至彻底推倒)这道墙,长根恐怕将永远在男性气质的漩涡中挣扎。终于,长根意识到是时候翻越围困住他的墙了,无论墙外的风景是好是坏,他也想去看看。虽然结果未知,但是有希望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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