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

我们当下的文学作品中，陷在利益网络、尽最大可能追求升职与实利的人物形象很多，这些人困在各种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中，他们是认同和趋从流行价值观的，这也表明，一些作家并没有建立完整的精神世界，那种对时代流行观念的辨析能力、思考能力不够。作家主体性不强，作品的精神品质不够是当代文学创作的痼疾。

这样的写作现状已经有很多人批评过了，包括我自己。近两年来，当我批评写作者面对时代没有主体性、对世界的看法不够锐利时，我同时也会想到作为文学批评从业者的自己，以及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因此也就很想说说文学批评家的主体性问题。

我想到十年前在北师大读博士时和同学一起讨论问题的场景。当时，我们最热衷的话题是用什么样的理论解读那个作家、那部作品、那个文学现象、那场文学事件。我们经常会羡慕地说，谁谁用了福柯、谁谁用了公共空间理论、谁谁用了女性主义观点……在彼时，我们会为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做拐杖而拍手，会认为那样的博士论文是顶时髦的！而从没有想过这样做也可能是有问题的。

后来，我的导师王富仁先生跟我们谈博士论文的写作，他问我们，如果把那些理论放下，你们是否会觉得这部作品美、动人、具有文学品质？如果你们阅读中觉得它并不是美的、不是动人的、没有文学品质，那么，你用最好的理论来阐释它又能说明什么？（大意）那段话使我受到触动。毕业多年，我时常会想到这些。我想到文学理论的边界和限度，想到研究者的主体性。作为研究者，理论修养是必备的，可是，理论不能控制人的感受力和判断力。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回到文学本身，研究者还是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吧？

当年我们写博士论文时也还有一种研究风潮，就是做史料研究。近年来，研究者的个人辨别力迷失在史料的汪洋大海中的情况，已经被很多同仁都批评过了。前阵子我看完《黄金时代》写影评，非常深刻意识到对萧军朋友圈立场的倚赖，这让人警惕。事实上，我相信对文学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意识到电影的这个问题，“采信”、“采信能力”于传记电影、史料研究都是挑战，它考验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和辨别能力。

当然，做当代文学研究还有更重要的部分，现场批评。毕业后，我从现代文学研究转向当代文学批评。我常常问自己，我们这些更年轻的、做当代文学批评的人，在今天的文学时代，要何以自处、如何确证我们自己？我想到孙犁。“文革”结束后，孙犁写过大量的读书笔记、读作品记。如果把孙犁的文学批评文章放在一起，会发现他有他的批评谱系。他不用当时的时髦词语，也不追赶风潮。但熟悉他的读者会很快分辨出，一些作家肯定是孙犁欣赏的，一些作品他肯定是不喜欢的，也不会为某一类作家或作品写一个字的评价。作为批评家的孙犁，他有他的趣味，甚至也可以说是偏见。正是因为有了趣味和偏见，他最终形成了他的批评风格、批评谱系，建立了属于他的作为批评家的精神品质。孙犁是对世界有理解力和判断力的人。

把别林斯基的批评文字梳理在一起，把巴赫金、本雅明、桑塔格、伍尔夫、艾略特甚至纳博科夫、毛姆等人的批评文字归纳在一起，我们很难用“公正”二字来评价他们的批评品质。他们各有个人趣味，各有个人偏见——他们并不负责对世界上所有好作家好作品进行点评，他们是有选择地评价，只评那些与他们的价值观和艺术观相近的作家和作品，他们遵循他们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在我的理解里，世界上的优秀批评家，其实都是挑剔的，绝不可能“捡进筐里都是菜”，这最终使他们成为有个人标识的批评家、世界公认的优秀批评家。

今天我们的当代文学领域，一部大作家的新作品出来，批评家们马上跟进阐释。文学评价与新书的间隔有时候连一周时间都不到。读者会发现，是大作家的新作品在牵着批评家走，读者看不到批评家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趣味，看不到批评家的筛选能力、看不到他的主体选择能力。很多时候，批评家就有如作品的“服务生”。

这是不是目前当代文学批评面对的最大困窘呢？我以为是。怎样重建批评家的主体性，其实就是重建批评家的精神世界、精神品质。我想，只有拥有强大精神世界的批评家，才有可能不被新作品牵着鼻子走，才会有能力建设自己的批评谱系。好批评家是珍惜羽毛的、有品质的写作者，他必须要所评有所不评，有所选有所不选。当然，最后我要特别说明，这是我最近对文学批评可能性的几点思考。所谓思考，就是说我个人的实践能力也不够，需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