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今天在东方卫视开播。这部曾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遗作，在1975年开始创作，1989年陆续出版后，至今依然像一面现实的镜子，闪烁着人性的搏斗和理想的光辉。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硬化消化道出血医治无效逝世，年仅42岁。他去世已经20多年了，但他的生命却以作品的形式在继续延伸。《人生》、《平凡的世界》一版再版，那些黄土地上的人物及其命运，已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无数的年轻人，从中懂得了做人的尊严和奋斗的价值。

 

他的一生，以像牛一样劳动开始，以像土地一样奉献收尾。他和他笔下的主人公经历着同一个时代，在贫瘠的土地上，用生命灌溉出绚烂的花朵。

 

——编者

 

贫瘠土地上的艰苦童年

 

1949年12月3日，冬天，陕北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一孔窑洞里，农民王玉宽和马芝兰的头胎儿子诞生了。父亲给他取名卫儿，7年后他才有了大名王卫国，20年后他有了笔名路遥。

 

王玉宽和马芝兰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很快，卫儿又有了弟弟妹妹，家里的吃穿都要靠双手土里刨食。像牛一样的劳动，是这块土地上每一个人烙在血液里的第一课，他们坚信，劳动是做人的本分，是生存的根基。

 

在路遥的童年记忆里，很小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帮助大人干农活了。做的最多的活儿是砍柴：

 

“有一次，跟一群大孩子到离村五里路的大山里去逞了一回能。结果，由于这种年龄还不能在复杂陡峭的地形中完满地平衡身体的重心，就从山顶的一个悬崖上滑脱，向深沟里跌了下去。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说明很有一些高度，并且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结果，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恰好跌落在一个草窝里，而两面就是两个深不可测的山水窖。”

 

在他母亲的记忆中，“我家路遥从小就是精，就是脑子练（清涧方言，即脑子聪明），从来没让我急过肚子。七岁就会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捆，摞在硷畔上，摞下美美一摞，俊得人贵贱舍不得烧。”

 

7岁那年秋天，父亲拉着他出门。翻过沟壑纵横的大山到清涧县城，口袋里仅有的一毛钱，换了一碗油茶，父亲自己舍不得吃，全给了儿子。这一走，饿了跟人要口吃的，累了路边蹲一会儿，200多里路，就这样一步一步整整两天，鞋子走破，脚上磨出了血泡，终于走到了延川县黑龙关郭家沟的亲伯父王玉德家。伯父伯母也是农民，把大儿子过继给伯父家，是王玉宽和马芝兰掂量了一晚上的决定，在缺儿少女的伯父家里，儿子可以有饭吃。这件事在路遥一生的记忆中，始终挥之不去：

 

“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伯父家也是土里刨食的庄稼汉，落户在这里的路遥，小小年纪俨然一把好劳力，拦羊、扒草、背粪、掏地，样样都能干。村里的同龄孩子开始上学了，路遥还在地里干活，他知道，养儿防老，来到伯父家，自己就是这个家的全部盼头。一贫如洗的家庭哪能拿出钱来给他报名、给他买笔买纸买课本?可是一天早晨，养母却把他从炕上叫起，在他脖子上挂上一个书包，轻声说：“上学去吧!”那一刻，路遥的眼睛湿润了。村里的学校只有初小，也就是一年级到四年级，五、六年级属于高小，只有县城才有。迈进高小的门槛不容易，但路遥却考上了。

 

对于陕北生活艰难的农家来说，能识字就不错了，到县城读书，还要住校，那是多么遥不可及的奢望。但路遥不放弃，在他的坚持下，养父母咬牙同意了他的决定。

 

那正是闹饥荒的岁月，路遥是带着干粮上学的。星期天离家时背上三天的吃食，到了星期三，养母挎着篮子，赶15里路，进县城给儿子送去后三天的吃食。在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的时候，母亲的篮子里，仍有红薯，有南瓜，还有掺着糠的窝窝。南瓜是老人自个在窑背上种的，红薯是留给来年的苗种，窝窝面是向村里人讨借来的，借不到的时候，养母便一路要饭……学校的老师还记得，这个读书用功的孩子省吃俭用还特别爱惜纸笔，一到图画课就借故溜出教室，因为他买不起画图用具，好心的图画课老师发现了这个秘密，便将教学用的画笔、色彩送给了他。两年后，在千余考生不到20%的录取率里，路遥考上了延川中学。

 

在刚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的年头，路遥坚信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和家人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命运。虽然老实巴交的养父母认命，要他回家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种地娶婆姨，好好过光景，但他不认命，他要读书，要“突围”，要做“公家人”。他自己找同学父母找村干部，村干部支持他，借给他2斗黑豆做报名费。就这样，他走上了一条自己选择自己把握的人生道路。

 

在延川中学里，路遥吃的是同学们帮衬的丙等伙食，吃不上的时候就奔至野外找野雀蛋和能吃的野生果子和植物。但路遥的才华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如饿狼扑食般扑进县上唯一的新华书店，大量阅读、写日记，也像哲人一般发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诘问。年轻的班主任常老师赏识路遥的心气和见识，只要与文字有关的活动，就交给路遥来完成。很快，他的名字就成了全校的“文学明星”，写诗编话剧，组织同学们在学校演出。这让他一扫自幼因贫穷而带来的压抑和自卑，也看到了命运的曙光。

 

1966年，路遥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按照往年惯例，考上中专的学生国家会给生活费，农村户口也随之转入学校，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成为端“铁饭碗”的国家工作人员，彻底成为“城里人”。但这一年“文革”开始，停止招生，他不得不重回延川中学。17岁，正是头脑发热、精力旺盛的时期，何况他根正苗红，文采、口才又是那么的出类拔萃，还很有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很快就卷进了“造反有理”的洪流。对这段经历和反思，后来在1978年，被他写成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写一位被造反派“关押”着的县委书记，为避免两派大规模武斗而勇敢献身的故事。

 

1968年12月12日，路遥带着一本红宝书、一把老镢头，一块新白羊肚毛巾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回到了家——郭家村刘家屹崂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村里书记同情这个心气高的孩子，1969年冬，将他选送到“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是他重新回到了县城。

 

在这段时间里，路遥遇到了来自北京清华附中的女知青林虹，一起读书、写作、散步，他学会了唱《三套车》、《拖拉机手之歌》。但恋情没能长久，在姑娘招工进厂之后，就很快结束了。深受打击的路遥在一天夜里走到郭家村的一个水潭，但“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轻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这段恋情后来也被他写进了小说，那就是《人生》。

 

真实的人生，真实的奋斗

 

1973年秋，在当时的延川县委书记申毅的一再推荐、奔波下，路遥进入了延安大学中文系，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此时，和林虹一个大院长大、一个学校读书、一个村子插队的北京女知青林达，已经是路遥的未婚妻。为了路遥上学，她全力以赴，一心照顾路遥，连路遥上学的铺盖都是她亲手缝的，她用自己的工资，让路遥在大学里不愁温饱，能穿上体面的衣服，抽几包好烟，安心读书。林达长于写作，颇有才思，笔名程远，路遥程远，对仗工整，志同道合。

 

上大学期间路遥就被借到《延河》做了编辑，从此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胡采等文学前辈和理论家的机会，有幸得到他们的直接教诲和滋养。1976年8月，大学毕业的路遥在省作协以及延安方面关爱他的人士多方努力下，成为《延河》编辑部的正式编辑，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在他多方奔走下，林达也来到西安，1978年元月25日，他们结婚了，婚礼在延川县招待所举行。

 

走上文学道路的路遥，继承了陕西黄土地文学的传统。在内心深处，他是把柳青看做自己的“教父”的。对柳青的作品的深入阅读和研究，使路遥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思想，他不能零敲碎打地玩文字，而应该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所生活的时代的宏大记录。

 

1981年春，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借了500元赶到北京领奖。和生活的窘迫相比，他更焦虑的是怎样尽快写出优秀作品。那个文革刚刚结束的八十年代，全国冒出了一批年轻作家，他不能落后。领奖期间，有出版社约稿，他下了决心，把两年前开始构思并且写了撕、撕了写的《你得到了什么》完成，那是他深埋心底的一段感情，也就是后来定名的《人生》。

 

这年夏天，路遥只身回到陕北，开始了《人生》的写作。他后来回忆说：

 

“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

 

《人生》发表在1982年第6期《收获》杂志，立即引起了轰动。1984年，由吴天明导演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再度引发全国性的争议热潮。在主人公高加林的身上，集合了那个新旧交替时代农村知识青年在城乡之间的境遇，他是历史的现实的全部不合理因素的产物，又是历史的现实的全部必然要求的产物。面对纷繁的争议，路遥日后如此回答：

 

“这是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

 

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的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堑。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

 

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

 

平凡的世界，高贵的普通人

 

1983年，路遥开始准备像他的文学教父柳青那样，写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取名《平凡的世界》，借黄土高坡一个农民家族的10年，全景式地书写中国1975年至1985年的城乡社会变化。他设定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准备工作超过2年，他阅读了近百部长篇名著，查阅了10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翻看了无数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累了就往陕北农村下生活，实地采访，乡村城填、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

 

1985年秋天，路遥只身扎进铜川矿务局的陈家山煤矿，在矿医院二楼一个小会议室里，一桌一椅一床，独自摊开满屋的资料，开始了前后长达6年的长征一般的写作。在日后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回忆道：

 

“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五十三章，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这么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

 

“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

 

但是，没有比这一切更美好的了。”

 

“现在，屈指算算，已经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多少天里，没和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白天黑夜，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这间房子里，作伴的只有一只老鼠。

 

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整个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块冰。写不下去，痛不欲生；写得顺利，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

 

完成第二部的时候，他健壮如牛的身体出了问题：

 

“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了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

 

“身体软弱的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会睡过去……”

 

“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

 

他甚至想到过放弃、想到过死亡，结果是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在简单的保守治疗后又开始第三部创作。

 

1988年5月25日，路遥终于在陕北甘泉县完成了最后一行。那一天坐在桌前，他心绪激动以致手脚颤抖，五指痉挛：

 

“再一次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生到死，第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

 

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

 

用热水泡过手脚后，他几乎是不停顿地写，划上最后一个标点，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我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苍老得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悴不堪。

 

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

 

文汇报记者 陈晓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