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为人低调淡泊，“上海文学艺术奖”早有意颁给王元化，却被他几次婉拒。后经多次动员，他才“勉强”接受。

《文学沉思录》、《思辨短简》、《思辨随笔》、《清园近思录》……在王元化先生的著述中，“思”是一个不曾离开的字眼，也是他身体力行秉承的信念。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未曾停止过思考。

在王元化生命的最后20年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与他交往丛密。谈及元化先生，他直言，晚年的王元化偏爱“思”与“反思”二词。“他将反思视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视为自己的生命本性。诚如有学者评价，反思对于王元化而言，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未必不是痛苦的，因为反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曾经自以为是的自己。”

婉拒奖项 淡泊名利

王元化1920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清华南院度过了童年时光。

1935年，在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王元化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负责编辑《奔流》、《奔流新辑》、《展望》、《地下文萃》等刊物。解放后，王元化历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曾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在王元化看来，自己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共产党人。他在一封私人通信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入党已逾半世纪，自愧未尽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在今风雨飘摇世势中，没有做出自励励人的工作，以至每当梦回之际，难以入寐。”

王元化为人低调淡泊。许纪霖向记者回忆说，上海文学艺术奖其实早有意颁给王元化，却被他几次婉拒。“最后是华东师大多次动员，先生才‘勉强’接受。”2006年，在接受上海市学术贡献奖时，王元化留下了这样一段感言：“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沉思悟道 学思双修

王元化晚年的“反思”，让其“悟道”。许纪霖说，当年请王元化为《杜亚泉文选》写序。谁知看后，他激动不已。“不久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小许，那个杜亚泉不得了啊！我们今天正在思考的问题，他那个时候都想到了！’”1993年的夏天，沪上酷热，王元化打着赤膊，逐字细读杜亚泉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献。3个月以后，写就了引起轰动的长篇论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王元化的一生波澜起伏，是历史的重要见证人。许纪霖为此多次劝他写回忆录。他却回复：“我自省不行，但老了、僵化了，也还是得学、要学。苟一息尚存，此心不死。目前我仍在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回忆录尚未考虑。”其所提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正是1993年以后陆续发表的重要反思文章。对于思想与学术的分离，王元化亦是非常担忧。他深知思想与学术，合则两美，分则俱伤。缺少思想关怀的学术，无异工匠手下的雕虫小技，而匮乏学理基础的思想，又会流为游谈无根的概念口号。几经思虑，王元化提出了“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的主张。也因此，学术界有“南王（元化）北钱（锺书）”之誉，思想界也有“南王（元化）北李（慎之）”之称。尽管这两种说法并不为王元化本人所接受，却也证明了其学思双修的境界。

许纪霖坦言：“王元化对尊严二字看得极重，他对人的尊严也格外敏感。那句‘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我将他称之为文化托命之人，对于被启蒙的中国文化的延续，元化先生始终充满着责任感。”

文汇报记者 徐维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