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塔蒂前半生经历改编，向他致敬的动画片《魔术师》。

柳青

据说即将迎来的是一个没有喜剧的贺岁档期，但看完雅克·塔蒂的影展，畅快笑过以后，我们不得不失落地面对一个悲伤的现实：这样能让人们欢乐地吹起口哨的喜剧，这样心思干净体面的喜剧，岂止不见于今年的贺岁档，更是在这里的银幕上绝迹许久了。这未尝不是一种喜剧的忧伤。

寒潮初降的周末，在电影博物馆的五号棚里接连看完五部雅克·塔蒂的电影，最后一场《游行》散场后走进无边的雨夜，影展结束曲终人散的失落被更巨大的温暖充盈地包裹了，因为塔蒂，因为《节日》、《于洛先生的假期》、《我的舅舅》、《玩乐时光》和《聪明笨伯古惑车》这些电影，诗意、高贵、美丽、魔法，这些字眼重回电影院，还有这些干净、明亮，不撒娇也不犯贱的喜剧，在节操碎满地的电影大环境里，捍卫着电影的尊严。

塔蒂拍的并不是高冷的精英电影，虽然他的电影被萨杜尔和杜拉斯这样的知识分子推崇，但他本人和知识圈尤其评论圈的来往很少，也很少读影评，他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是“拍一些振奋人心的电影，给人们吹口哨的机会。”他到40岁上才有机会导演第一部电影，在那之前，他曾是职业运动员和业余的哑剧杂耍演员。身高近190厘米的他，一举一动的肢体动作里混杂着优雅和笨拙，能不可思议地模仿出各种人物、生物甚至静物，能一人分饰多个角色，能创造出稀奇古怪的声音，给他一个空间，他能创造出整个世界。

他对日常生活的模仿，他的体验和记录，沉淀在“于洛先生”这个经典银幕形象的举手投足之间。在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游行》里，塔蒂以一个全能的杂耍主持人的角色，唤回了他以角色扮演、自我搏击、口技等等独角戏取悦观众的岁月，怀着乡愁缅怀了他职业生涯的起点。作家柯莱特看过塔蒂在1936年的一场哑剧演出后，这样写道：“他同时塑造了运动员、球和球拍，他既是拳击手也是对手，既是自行车又是骑手。他有着影响观众的非凡才能。”

但塔蒂觉得，模仿打闹喜剧里常规的表演技巧，让演员变得像公务员。他拍电影，是为了开创一种新的喜剧——“不要用搞笑桥段来呈现一部喜剧，我想展现的是整个世界都是滑稽的。”

在《于洛先生的假期》里，一到夏天就集体奔赴海滨度假胜地布列塔尼的中产阶层，把假期过成标准化的流水线程序，冒冒失失的于洛先生来了，把“文明人”按部就班的假日搅得状况不断。于洛先生是一位绅士，但他和周遭世界错开了节拍：他破坏了餐厅里整齐划一的节奏，他划船时的小事故造成沙滩上的大恐慌，他用古怪的击球姿势在网球场上把所有人打得落花流水……他制造了那么多“麻烦”，自己却浑然不觉。他天真又平静，是“理性的现代人”非要用自己制造出来的欲望和需求给他洗礼。

塔蒂的电影从《节日》开始就是反传统的，电影里没有明确的事件，也从不铆足劲头创造段子，有的只是从日常的细节里渗透出来的轻描淡写的笑话。《我的舅舅》里，于洛的姐夫夏尔过着成功人士的摩登生活，住在一栋后现代设计的房子里，房子的两扇窗户像一双滑稽荒诞的眼睛；姐姐和姐夫对“全自动”的生活引以为豪。某天家里乱跑的小狗“恰好”地跑过车库的感应门锁，结果把他们反锁在里头。

塔蒂在《我的舅舅》上映后表示他无意攻击摩登的建筑和生活方式，他感兴趣的是当现实失去平衡以后，喜剧无处不在。但他确实是不怎么喜欢“现代化”的，曾毫不避讳地说过：“我们的世界变得一天比一天平庸，从前的肉贩会穿五彩缤纷的衬衫，而现在他们全都套上白大褂就像男护士，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诊所。”《玩乐时光》和《聪明笨伯古惑车》继续着他对外部环境的调侃。《玩乐时光》开始于一个既像诊所，又像洗手间的巨大航站楼，巴黎和所有的大城市是千篇一律的玻璃迷宫，离开小镇的于洛先生一脚踏入密密匝匝的格子间，永远和他要寻找的“吉法德先生”失之交臂。到了《聪明笨伯古惑车》，这简直是电影界的《等待戈多》，在高速公路上走走停停的于洛和玛利亚怎么也到不了阿姆斯特丹，就像流浪汉迪迪和戈戈在大树下总也等不到戈多。

塔蒂把电影带到的新高度，不亚于贝克特在20世纪戏剧界的成就。当贝克特悲观地说“不”的时候，他是在表达对“是”的渴望。而当塔蒂调侃地说“不”，他试图调和矛盾，让自己和更多的人不被日新月异的世界吓坏，在被现代性进程颠覆的生活中，可以找到安身的一席之地。他和贝克特作为在各自领域最具现代性的作者，他们是殊途同归的，总是寄托着温存的救赎，希望观看的人最后获得内心的充盈与治愈感。表现在塔蒂的电影里，是他放开幽默的阀门以后奔涌的诗意——

于洛骑车带着小外甥穿行在老城的陋巷（《我的舅舅》），萍水相逢的人们在坍塌的废墟上跳舞直到天亮，早晨拥挤的车流汇成旋转木马的模样（《玩乐时光》），于洛和玛利亚跑进阿姆斯特丹的漫天大雨，他们是那个世界里骤然退场的“幸运儿”（《聪明笨伯古惑车》）。在他的电影里，诗意扎根于世俗想象不到地方，每时每刻地诞生在日常生活的角落里。他的诗意狂想是从日常起飞的想象力，在他的想象中，喜剧是一种民主，在喜剧中，没有主角，每个人都是英雄，观众和演员应获得同等的敬意，每个人为喜剧大楼的落成添砖加瓦。

这一种在今天看来也很激烈深刻的想法，在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游行》里以最简单的方式实现了：这里不存在杂音和干扰，无所谓后台和主角，演员和观众、虚构和纪实、现实和想象、剧场和舞台之间的界限统统瓦解，留下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中，不落幕的演出。

塔蒂曾经感慨，卓别林没能扭转任何事情，《大独裁者》并没有能阻止纳粹上台，不过艺术终归可以对人产生一点影响。他的电影也是这样，它们不能阻止喜剧朝着装疯卖傻的方向堕落，它们的重映也不敌“撒娇耍贱”的票房，但它们的存在，让我们相信总有一种喜剧能体面地、有尊严地说出人们的渴望，任时间流逝，于洛先生和他的伙伴终会获得历史的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