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芸

“文革”在进入了第九个年头后，种种的迹象表明，事态正在向暧昧复杂的方向发展，疾风骤雨后漫长的胶着期让人更加难熬。

他（我的祖父夏衍），自1966年12月4日一个寒冷的凌晨，从家中被抓走以后，与世隔绝地被关押了起来，开始了8年零7个月的“牢狱之灾”。里面的日子要比游街、批斗难过，无休止的疲劳审讯、拳打脚踢，他的锁骨被打断过，腿骨最终也被踢断了，眼睛几近失明，胃肠又大出血……1969年2月，他从鬼门关走了一道又回来了，“全身的皮都脱掉，重新换过了”，跟阎王爷那儿打了一个招呼，或许是那几年“人满为患”，人家没收。

他是个文人，但有着从政的经验，同时还有着新闻记者的敏感，嗅出了1971年“林彪事件”后时局的变化。果然，第二年起，可以被允许规定时间内会见家属了。他用烧过的火柴头，在黄草纸上写下“不白之冤”四个字，悄悄从会见桌下塞给女儿沈宁。家中的一切让他宽慰，妻儿无恙，还添丁进口地有了第三代，这在那个家破人亡的年代是非常幸运的。

高墙内外从来都是互动的，一动一静。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与周恩来共同推动，陆续释放被长期关押的高级干部。1975年6月3日，他从“交通干校”转移至“秦城”监狱，待遇提高了，干扰也相对少了。他最为得意的是拆被面、洗被面、缝被子，自己全会做，那一刻的成就感让他不感觉自己是一个“损目折肢”的人。

“1975年7月12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我感到意外，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8年半，批斗了几年，要解除监护，得给我一个审查的结论。’对方蛮横地回答说：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时，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事出有因。源起于在江西丰城的林默涵在1975年6月17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表示希望“留在党内”。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信上批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最高指示在这十多年里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他更是不能例外。而对于这次的“释放”，他的反应似乎迟钝了，他还在固执的懊恼：“刚刚洗好的被子，缝好了，还没来得及睡一觉，就让我回家，白忙了……”

回到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院落破败，房屋也被霸占。好在一家人安在，他写信告诉老友：“十年来第一次得到团聚，深有‘生还偶然遂’之感。”让他更没想到的是家中老黄猫“博博”还活着，它聪明，当年红卫兵一来抄家，它就赶紧窜上树逃到房上去，夜里再回家吃饭。博博已经几天不进食了，老主人一回来，它拖着身体爬到他脚边，请过安后，第二天就“走”了。它像是一直在等，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在城欲摧的乌云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未见光明。“释放”回家并不等于获得了自由，头上的“帽子”没摘仍是待罪之身。

这十年间他总是被强迫着回忆自己的一生，反复的“认罪”。“1966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我记得很清楚，1967年5月1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查，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了三四次……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几年折磨下来，“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从1972年3月到1975年7月，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反思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功过是非，他渐入了“佳境”。

“从来不知道疲劳的我，现在已经是体残心惫的老人了”，这是他回到家后的一再感叹。阴云未散、风烛残年、盖棺不可定论，他又一次写了一遍《我的家史》，落款为“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日，记于北京。”

这次跟以前任何一次的“交代”都不同，他准备留给家人。于是，他在第二年特别地加上了一行字：“沈宁妥存七六.四.三”。他坚信：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8月26日，他在“结论”上签字。结论要点为：“犯有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组织生活，补发监护、审查时期停发的工资，由外交部养。”……

1975年，我的祖父夏衍从地狱回到了人间，那一年，他刚好七十五岁。

（作者为夏衍先生的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