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又一个名字，整齐排列，横着是八人，竖着是六人，或者七人。这是当年课桌的位置。

翻一页，一张又一张十六七岁孩子的脸，一排排，由下而上徐徐呈现。最后，讲台的位置，上面站着的，不过是一个大些的男孩。三十岁出头，很严肃的模样。

一阵哄笑，“那就是你啊，不认识啦？先生！”展示视屏的手机便放下了。

哦，“先生”！沉睡的记忆倏地被唤醒——

那时候的学校，围墙上还残存着红色的标语，校门外是一片四季碧绿的菜地。

这个高三班的教室在一楼，有一扇钉上铁皮的门，值日生推开，铰链吱呀作响。那时候的课桌椅，都很破旧，且是杂配的。讲台上看下去，有一种经过劫难的沧桑感。我这个语文教师，回城知青，穿着皱巴巴的铁灰颜色中山装。左胸的口袋上，经常佩着一支钢笔。口袋上有时还有没有洗掉的红色墨水迹。讲课时，喜欢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右手总捏着一支长长的粉笔……

三十年过去，学生都快五十岁了。现在那些男生，走在街上，几乎都认不出来。女生依旧美丽，当然不再是花季阳光的那种。

和学生聚会，吃什么饭，在哪里吃饭，都没人在意。在意的，经常是无穷无尽的回忆。

一位海外归来的娇客，让我挨了两个吻，一个在左边，说是“澳大利亚之吻”；一个在右边，说是“美国之吻”，是替没有来的同学吻的。

呵呵……早有七八个手机准备好，在现场记录这“突发新闻”。

然后，她便得意地问，当年，她和同桌女生逃课去看中国女排的比赛，还记得不？我说忘记了。你们不能要求一个退休的冬烘老头记住很多事情。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还原了当年场景：

据说，那个下午，是外语课，有两个女生缺席。还在上课的同学，都让袁伟民、郎平搅得“人在课堂魂不在”。我作为班主任，清点了教室里学生人数，然后骑着一辆自行车，飞驰而去。我找到一个女生的家，溺爱外孙女的老太，将我忽悠了，说今天孩子真是发烧了，在里屋睡觉呢。她的同桌，便没有那么幸运，因为家长的忠厚，被我“捉牢了”，一路上，我推着自行车，女生跟在后面，报我以白眼。

难道她就是以一吻，让往事复归烟尘？她的同桌好友，就站在旁边，只是抿嘴一笑，贤妻良母的模样。

这一幕，可谓是“战友情深”。

那时候，高中师生之间，便是一起向高考冲锋的战友，今天的学生怕也难以理解。“文革”闹得厉害的时候，这一届学生是上幼儿园的年纪，改革开放之后，正好上了中学。又须在考试恢复之后，去竞逐那少得可怜的大学位置。曾有一年，上海二十二万八千位毕业生，争夺的是两万大学生的升学名额。我这样的资历，可能不配教高中语文，或者说，不配和他们并肩迎考。我只读过一年高中。大多数古文功底，都是在农场冬夜囫囵吞枣读《古文观止》打下的，与教书需要的精雕细刻差得太远。于是，不得不教书和读书，两路兼行。

所幸徐汇区高中语文教师，每周都有一次集聚。实际上，那是一个区的老师在集体狙击出题者。教研组长凌先生经常带我参加这样的教研，我们交换过许许多多考卷，即使小到单元测验，也无一不是高考的局部性质的模拟。而对高考试卷剖析，更是竭尽全力。

邻校的一位老师，长我六七岁，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我经常坐在他的边上，就近请教。就连批阅试卷，也愿意做他的搭档。有一次，他突然悄悄说，手中这份作文，竟然使用了八个成语，而且一个都没有用错。

“这孩子才气未必有，用功是肯定的。给他加几分如何？”我马上点头。

学生称道说，当年你告诉我们的作文法，一直用到今天。

我便汗颜。那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的办法啊。我知道有生活气息，有真情实感，有真知灼见，即使笔法稚嫩，也必是好文字。但考试是批量需要，全体学生在考场上能够写出一篇成型的文字，才是重要的。

于是我违背了鲁迅先生的忠告，归纳了“试场文章作法”如下：每文一个主题，开门见山，贯穿始终；需要在议论文中两处引用“名人名言”，最好有哲理意义的，应用广泛；需要有三个和主题相关的事例，一主两副。在复杂记叙文中，其中之一可以展开描写。在议论文中，事例可以作为论据；在草稿纸上，写下与主题相关的五个成语，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用在文章之中……

“研究”出这样的“教学成果”，那时我有几分得意，尽管此等作文法，不过是一块救急的敲门砖，敲过就该扔掉。真正学习作文，还得重新来过。

如今再看，更有一层悲凉在。今天他们感谢我，实在是因为后来还有一扇扇门可以用这样的砖敲开。新闻，公文，公关案例，自荐信……凡是速成的，全有模式或者套路。使用套路久了，便做不到真诚坦白。

他们说，那么，再上一堂语文课如何？

学校有红色标语的围墙早就拆卸了，菜地和校园都已变成高档住宅区。那些陈旧的课桌椅，也不会留到今天。学生们各分东西，叶落归根时，不再是衣着朴素的学子。他们走过我的身边，黑发中初生银丝。我能不能在第一时间叫出他们的名字？

铃响，我故作威严地扫视，带着岁月苍凉高喊“同学们好”。不知道他们回一声“老师好”时，是一脸的严肃，还是前仰后合的笑场？

让它留在憧憬中吧，这应该是电影或者小说的结尾，并不属于真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