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厉震林先生成了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

二十一世纪开始后的第三年，他就完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

今天，当他又一次把这篇论文放在我前面的时候，我几乎忘了。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厉震林早已成为学院教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指导的不少博士生，也都已成为一代学术骨干。于是，他，理所当然，成了“长辈学者厉教授”。他的这篇学位论文，也随之成了“两个世纪交接期的历史文本”。

时间过得真快。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角色也越来越抽象。照理，应该以衰朽残年的昏聩淡然一笑，诸事不问，岂料天道厚爱，使我还有体力心力纵笔小谈。

我觉得，以“两个世纪交接期的历史文本”来回顾这篇论文，有点意思。

当年此文新出，令传统的戏剧理论界有点措手不及。原先戏剧理论中的一切重要范畴和概念，完全不能来判断它，而中国戏剧史研究中的一系列基本命题，也对它鞭长莫及。但是，它明明在讲戏剧理论，又明明取材于中国戏剧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在一旁暗笑：一场世纪性的转换，也波及了这个领域。世纪性的转换是脱身，是放弃，是重新择路，是改变语法。

是的，是改变语法，而不是在已有语法下增添词汇。这“语法”，可称为戏剧人类学。

戏剧，一般只与观众发生关系，怎么扯得那么大，大到了人类？

其实，这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视角的根本转换。早在上一次世纪交替，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一些最优秀的学者发现，人类的充分进步和整体悲剧，使得各种条块分割式的研究失去了意义，而“人类的生存方式”，成了“诸学之魂”。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心理学家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例如弗洛伊德、荣格。尤其是荣格，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文化人类学的奠基大师。

既然是“诸学之魂”，当然也不会让戏剧学逃过。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的戏剧学家还都以实践家为标帜。他们中间，也有一些特别接近戏剧人类学的人，例如布莱希特。在布莱希特之后，阿尔托（Antonin Artaud）、格洛托夫斯基（JerzyGrotowski）、彼得·布鲁克（PeterBrook）、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等欧美戏剧家，均对戏剧人类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像布莱希特一样，这批人的努力还是集中在实践上，有点理论，却很疏淡。

这就是说，戏剧人类学在实践上已大师如林，在学术上还留下大量空白。这，当然是当代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一个丰饶之地。

在我看来，戏剧人类学具有独特的学术理由。这是因为，在艺术门类中，只有戏剧，是不同历史时期全社会各色人等自动聚集、自动买票、自动鼓掌、自动离场的一种“公共人群选择方式”。戏剧，历来不具有严格的观众选择机制，因此特别富有“人类性”。即使只研究人类学，也不能放弃戏剧。“人类”的一切内外秉性，在剧场中体现得最为集中，最为充分。

厉震林先生所选的“中国伶人性别文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戏剧人类学课题。对此，我想借一位著名戏剧家来加以说明。

我前面在讲到布莱希特的时候，人们也许会记起一度与他一起被列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代表者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兰芳，这两位都是实践家。但是，对中国人熟悉的梅兰芳来说，他的巨大魅力，从起点上，一定与性别有关。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广大观众在面对梅兰芳艺术的同时，一定会探问自己兴趣的底层秘密：对性别转换、性别另立、性别交错、性别互叠的深深好奇。

这种深深好奇，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好奇。不仅在广度上超越国界，而且在深度上探及人类生存的悖论。悖论，是极其深刻又摆脱不掉的两元对立和双向涡旋。性别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记得很早以前读到已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写于一九五二年的名著《梅兰芳传稿》，发现其中最精彩的文笔都粘着于性别文化。可见，唐教授已经比较自觉地接受了文化人类学的启迪，把戏剧当作了他的研究典范。后来我认识了他，便郑重地把拙著《中国戏剧史》寄给了他，因为据白先勇先生评论，拙著是“第一部以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戏剧史的著作”。但是，我刚送去，唐教授就病了。我在纽约大学的演讲，他指派自己的妹妹到场聆听。不久就得到他去世的消息，不胜唏嘘。

从梅兰芳到唐德刚，至少可以说明，厉震林的选题有点重要。

但是，作为学位论文，厉震林就不可能像唐德刚先生那样写得笔底潮涌，意兴纵横。作为十几年前的学位论文，也未免受到当时中国学术界过于着迷一些“概念硬块”的影响。如果现在来写，厉震林一定能够更多地从社会学转向人类学，从思路缕述转向实例解剖。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世纪之交先人一步，把握到了高层学术的前沿，提升了戏剧研究的境界，也提供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范例，值得肯定和鼓励。

论文，让读者自己看吧，我年老眼花，不作细评了。只是随着论文产生一些想法，随兴漫谈。作为序言，似有不恰，敬祈读者诸君原谅。

2015年1月16日

（本文系作者为厉震林《中国伶人性别文化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该书2015年2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